欧美的大学图书馆早就在转型之中，香港的大学图书馆也紧跟此潮流纷纷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理念是，大学图书馆从纸质书刊阅览服务，转向数字资源、各式阅读与研讨空间及3D打印等方面的服务。
这直接改变了我们谈论大学图书馆的方式。比如过去我们谈到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不仅会说其主分馆有藏书700万册，甚至还会提到一个段子：每逢有人问博德利图书馆有多少册图书，图书管理员喜欢用英里来回答:“好吧，书橱排起来大概有120英里长。”据说博德利图书馆的藏书以每年4公里的速度增长，即每年13万册。剑桥大学图书馆也有700万册图书和杂志，单是主阅览室就有6万册工具书，像火车站大厅一样大。
藏书量在今天的大学图书馆似乎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大家津津乐道大大小小各种新式的舒服又安静的讨论空间。过去人们也谈论大学图书馆的空间，但那时的空间是存放书刊或供人阅览的。
还是举博德利的例子吧。人们特别喜欢重提下面这件事：博德利图书馆1602年开张，当时有2000册藏书。出资修建者托马斯·博德利男爵喜欢欧洲的大厅式图书馆，所以将其引入牛津。据《牛津：历史和文化》载：在博德利图书馆，书橱不再像之前的汉弗莱图书馆一样横放在房间里，而是靠墙排立，“墙壁体系代替了货摊体系”。
谈论图书馆，我们还喜欢谈论特藏或珍藏。据说博德利图书馆镇馆之宝有古腾堡圣经，那是1450年代西方第一部以活字印刷的书籍，开启书籍文明新时代。还有1215年的《大宪章》、1623年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 明末（约17世纪初）东亚南海海域商业航海图——塞尔登地图，还有舍伯恩的弥撒书 （ 约1400年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装饰最华丽的手抄本祈祷书之一）等等。
有个段子：“你永远不知道将来什么最重要。”当博德利买下一捆中文古书籍时，牛津大学还没人能阅读它们，而如今这种珍本连中国都找不到了。”据说那是康熙年间宫廷里的信函孤本。
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珍藏中，除了有牛顿、莎士比亚著作初版本、达尔文《物种起源》手稿、出自卡克斯顿之手的英国首部印刷书籍、1466年美因茨印刷的西塞罗著作等等宝贝，中文珍本馆藏也让人震惊，连《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残卷和商代甲骨文（八百余片）都有。
以后再谈论图书馆，很大可能只剩两个话题可谈：其一，空间，阅读、开会、发呆、私语、剪辑和其他打印、制造新奇玩偶的空间。其二，特藏、专藏与珍藏。不用说，今后可能再也没有詹姆士一世那样的国王了。1621年他参观博德利图书馆时竟然说，“如果我是一个囚徒，只可以有一个愿望，那我只想要这座图书馆监狱，用铁链和这些优秀作家拴在一起。”也难怪当时人评价他是“基督大教堂里最聪明的傻瓜”。
像纳博科夫那样的人可能会多起来。他曾经说：“剑桥三年，我从没去过大学图书馆，连打听一下它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可是，他不去图书馆也能写出《洛丽塔》，我们呢？虽然写不出小说，但也许会觉得不去图书馆也没有什么损失。果真如此，就太暴殄天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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