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苏东坡作传的作者甚多，有林语堂、肖仁福、刘小川、李一冰、朱刚、王水照、费勇、周文翰等。余秋雨先生认为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结合余秋雨的散文《山居笔记》里的《苏东坡突围》曾摘录李一冰先生之原文。很明显，在余秋雨先生的心底：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是最值得阅读的版本。
该书前面有张辉诚《寻找李一冰》一文。
为何用“寻找”一词？是李一冰丢失，还是李一冰躲藏起来？
读毕此序文方知：李一冰并非教授，只是写出了教授也许写不出的《苏东坡新传》，人们称之为李教授，其实不是真正大学教授；李一冰也不是科班出身，念的是经济系（毕业于浙江私立之江大学经济系，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与文史相去甚远。这个世界真是奇怪，写出最好的文史书偏偏不是文史出身之人。
李一冰此书撰写于狱中。根据他的儿子李雍给张辉诚的书信：“是书写于国民党的冤狱之中，吾家隐忍不发者，四十年。先父者，异代之太史公也；《苏传》者，先父之史记也。”读此短笺，不禁想到司马迁《报任安书》中那段读书人耳熟能详的文字：“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可见，《苏东坡新传》系李一冰“发愤之所为作也”。
李一冰仅仅想写一写苏东坡，借此一吐胸中之块垒，仅此而已，并没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之意。写成这本七十余万字的传记，一冰当时并不想出版，因不想出名，也不求闻达。李一冰晚年常对子女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相信这个时代还有公道！”读者不难理解作者内心有着多少委屈与隐情，恨不得自己的行迹无人知晓，刻意隐姓埋名（原名李振华），存神去迹，以保安泰。此情此景，与苏东坡“自喜渐不为人识”大类。
信然！李一冰这本书写得好与他的“发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作者的人生与苏东坡的人生有相似之处。一冰先生在写东坡，其实也是在写自己，因此，这本传记在写法上另辟蹊径，“此书并非从东坡出生写到老死，而是从中途写起，先写东坡四十四岁时贬黄州，彼时东坡甫经乌台诗案，遭小人陷害，入狱濒死，最后否极泰来，雨过天青之轻松与从容，恰恰一冰当时出狱之心境。”或许，这也正是李一冰写法创新的原因所在，先写苏东坡四十四岁贬谪黄州，笔下的东坡并非如何才华横溢，而是劫后余生，是狼狈至极，是从苦闷走向旷达，从现实接二连三的无情打击走向意志坚强的生命韧性。
作者的人生经历坎坷多舛，年少失怙。其父去世之际，“一冰年七岁，李家一脉仅余祖母、母、一冰及两个姊妹，三世一身，形单影只……”这让人想及李密《陈情表》：“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当然，真正决定此书颇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是，作者的文字功底及创作过程的煞费苦心。“一冰先生在狱中四年，将苏诗两千多首背得滚瓜烂熟。”一冰曾说：“不写一句没有根据的话”。他为写这本书，做了大量的笔记，整理《东坡事类》《苏轼年谱》等，前后费了8年时间（1971—1979）。套用曹雪芹创作巨著《红楼梦》，可谓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八年辛苦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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