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天下好书 当与天下人共读之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对某知识资源传播共享网络平台涉嫌实施垄断行为进行了查处，并处以巨额罚款。古代没有网络资源这样便捷的手段，仅靠纸质媒介传播，古人是怎样做到知识共享的呢？

借书一瓻，还书一瓻

在古代，书籍是知识的主要载体。古时候除了国家藏书外，私人藏书十分普遍，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应是我国古代第一位私人藏书家，他广搜文献，“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到了东汉，藏书家曹曾专门修建起一座石室，以收藏自己的万余卷藏书，史称 “曹氏书仓”，是中国最早的私人图书馆。

据载，我国古代最早的借书活动始于汉代的刘向，他曾向当时的中大夫卜圭、臣富参等私人藏书家借阅过图书。那时，人们重视礼仪，读书人之间相互借书，也约定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借书时以一瓻（chī）酒相酬，还书时又以一瓻酒相谢，这就是谚语：“借书一瓻，还书一瓻。”瓻，有时也写作鸱，是一种肚大口小的贮酒器，唐音韵学家孙愐在《唐韵》中对此有注解：“瓻，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书盛酒瓶也。”这应该是我国借书史上最早的有偿服务吧。

随着私人藏书的发展和兴盛，到了唐代，“借书一瓻，还书一瓻”被讹传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唐李匡义在其《资暇集》中则更演绎出了“借一痴、与二痴、索三痴、还四痴”的四痴说，这里的痴就是傻的意思。就是针对当时的藏书家和读书人在借书还书的交往中，对书籍过于惜护，不能再以礼相待，出现有书不借、借书不还的不良社会风气，有感而发的。

那时一些藏书家多以收藏为主，主张“以秘惜为藏”，有的视藏书为家产，以藏书传子孙，诫子孙守之弗失，甚至拿“鬻书借人为不孝”作庭训，唯恐书借出后，受到污损或流失。所以，那时很多书籍则被幽闭深锢，束之高阁，才有了“借书四痴”说。当然从爱书惜书藏书的角度来说，也是没错的。

当然，古代也不乏开明的藏书家，他们的共享意识已经很强，公开自己的私藏书籍对外人开放，有的甚至还免费提供茶水饭食等服务，让借阅者安心读书。最早主动开展借书活动的藏书家要算晋代范蔚，据《晋书·范平传》载：“（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看看，这位范蔚不仅开放自己的图书馆，还为前来阅读的人们提供衣食服务，真是贴心到家了，这书要是读不好，亏心啊！

无独有偶，在《南齐书》中也记载，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崔慰祖对前来借书的人们，无论借多少次借多少本书，他都一如既往，从不厌烦。

五代时的藏书家石昂“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石昂也是管读书管吃饭，而且坚持多年不变。

贫居何以待？案上书千卷

宋代经济繁荣、文化政策开明，加上雕版印刷的盛行，书籍的出版交流传播更快更丰富，私人藏书甚是盛行，涌现出了大批藏书家。特别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收入稳定且较高，“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那时的文人士大夫“尤嗜读书，所得禄赐，多以购书”。显然，士大夫们以购书藏书为时尚，所以士大夫中出的藏书家更多。

尽管“借书一痴”的观念在宋代依然很盛行，但是宋代这些藏书家的共享意识更是大大增强了，他们愿意将自己辛苦收藏来的图书与他人分享，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

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的宋敏求是仁宗英宗神宗时代的大藏书家，他家藏书竟达三万卷，在当时堪称之最，前来他家求书的人络绎不绝。他不仅经常与其他藏书家互通有无、共享资源，还乐于把自己的藏书向大众开放，借书与人读。所以当时喜欢读书的人不仅到他家里来借书，很多人更是在其居住的春明坊周围赁屋建宅，“以便于借置故也”，致使春明坊地价房价大涨，高于他处，这在读书史上堪称是绝唱。

宋哲宗时丞相苏颂，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天文学家与科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藏书家，他家藏书万卷。为了共享图书资料，他别出心裁，以书宴客，不仅可以借阅，还可以无偿抄走。他写了一首《客来》诗：“有客过我门，开颜喜相见。贫居何以待？案上书千卷。高论到古人，终日自忘倦。非同豪富家，丝竹留饮宴。”当时的丹徒尉叶梦得就是他家的常客，从中借抄，获书甚多，对苏颂感激不已。

北宋藏书家王钦臣，曾担任过国家的图书官职，后官至工部员外郎，曾出使高丽。他的私家藏书就非常多，更是达到了四万三千卷。痴迷于藏书读书用书的王钦臣，深知书贵久藏，更需要分享。为了做好藏书，他每收到新书，都是命人精心书写两份，一份珍藏，一份用于借阅。据宋徐度《却扫编》载：“闻之其子彦朝云：其先人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较至无差误乃缮写之，……此本专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已不得见也。”

元代名将、藏书家贾辅，是祁州蒲阴（今河北安国）人。在金朝时曾任蒲阴县令，后升任祁州刺史。元朝建立后，他迁镇国上将军，广征南北，所向披靡。贾辅驻守保州城（今保定）时，不仅重建了城池，还在城内建起了万卷楼，把他收集的海量图书收藏起来，并公开对外出借阅读。

后来成为元代大学者的郝经经常到万卷楼借阅，时间长了，贾辅为他好学不倦的精神所感染，在万卷楼专门开辟一室，供郝经阅读藏书。贾辅曾对郝经说过：“向吾之书贮于楼中，今则贮子腹中。向者大圣人之道布于方策，今则布诸子之心矣，子其贮光揭耀，俾吾之书用于世，以济斯民，则子之腹乃万世之府也。”郝经果然没有辜负贾辅的希望，成就了一番非凡事业。

遇秘册必书相问，有求假必朝发夕至

明清时期的藏书家，逐渐走出了“楼不延客，书不借人”的思想局限，向着更为开放的姿态迈进。明成化年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的吴县人杨循吉就是这样的开明藏书家，他有题书橱诗：“奈何家人愚，心惟财货先。坠地不肯拾，断烂无与怜。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付不肖子，持去将鬻钱。”他不仅开门借书，还向真心读书的学子赠书，以避免将来他收藏的图书落得个被拍卖的下场。

明崇祯进士、御史、藏书家曹溶明确提出了藏书开放主张，为了便于图书交流，他在自己制定的《流通古书约》中指出：“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先经、次史、次文集、次杂说，所注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使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抄互换。”该书约规定了借阅规则，一改私人藏书“我不借人，人也绝不借我”的不良风气，使一些珍本、孤本能让更多的人得到收藏与阅读。

明代金陵（今南京）有位名扬天下的藏书家黄虞谡，他和藏书家周在浚，毫不保留，把自家多年收藏的珍本孤本拿出来与人们共享。他们精心挑选出唐宋秘本藏书九十六种，编纂了大型丛书《通志堂经解》，使许多本来很有可能亡佚的珍本古书得以流传于世，让更多的人读到了经典图书。

明代开始出现专门用于公开借阅的藏书楼。藏书家李如一自幼就爱好读书，长成后更是嗜好藏书，“遇秘册必书相问，有求假必朝发夕至”，他见有古书则不惜代价倾家资以购，凡有前来借书者立即满足需求。李如一将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得月楼”，提出了“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读之”的共享思想。所以，得月楼的图书是允许外借的，吸引了一大批读书人前来借阅。

到了清代，除了一些藏书家的书籍开放外，当时的一些书院和学会更是成了藏书借书的主阵地，这些地方的藏书楼开放性更大，对外借阅更为广泛。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的苏州苏学会藏书楼则是“专为寒士无力购书而设”；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一月的长沙湘学会藏书楼“无论何人，皆可入楼游观，惟看书须觅保人于事前向会接洽，由会发给看书凭单。至楼看书时，由管书人先在楼下验收凭单，方得开柜取书。看毕交书后，将凭单交还。”这与今日的图书馆已十分接近。

而成立于光绪三十年的上海国学保存会藏书楼，曾公开印发序启说：“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书籍者天下学术精神所寄存者，亦公器也；私其学于一己，则其学亡；私其书于一家，则其书亦亡。诗书之厄，有甚秦焚。此非私其书于一家而不与天下共之之过欤？”他们是在积极倡导并践行知识共享的理念。

正是有了这些藏书家的分享和奉献，使宝贵的文化知识得到了传播与普及，使私人藏书具有了知识增值空间和社会使用价值，让文化中国泽被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