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纯如到《南京照相馆》：记忆、遗忘与回响

2025年9月3日，我们站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这是属于庆典与阅兵的时刻，更是一个需要整个世界俯身沉思的坐标。

当宏大的胜利叙事逐渐远去，我们该如何铭记那场将全人类卷入其中的浩劫？历史的真实纹理，并非仅由英雄与战役构成，它更是由无数普通人破碎的命运，与一场持续至今的、关于记忆与遗忘的战争所共同编织。

触碰这场战争的痛感，我们无法绕开一个名字——张纯如。

这位美籍华裔作家，用她短暂的生命，写下了一部足以燃尽灵魂的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在那个西方世界对南京大屠杀普遍失忆的年代，她以其笔触，强行撬开了那段被刻意掩埋的历史。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孙英春、徐蓝、王一禾 等/译 孙英春/校，东方出版社，1998年4月版

而在她离世多年后的今天，一部新近的电影《南京照相馆》，与她的文字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回响。

电影构建了一个被日军征用的位于南京的“照相馆暗房”，在这里，记录真相的胶片被迫为谎言服务。

这个“暗房”不仅是冲洗照片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强大的隐喻：在历史的幽暗中，什么是被允许“显影”的真实，什么又是被缝在衣服之中，偷偷带出去的罪恶？

从张纯如的绝笔，到今日银幕上的照相馆，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座深渊之城，以及那场永未终结的、关于记忆的战争。

如果说张纯如的著作是宏观的历史解剖，那么《南京照相馆》则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微观的求生剖面。

电影的主角团是由邮差、照相馆老板一家、女演员、翻译官、伤兵等人组成的“滞留者”，他们的故事，是整个南京城的普通人在善恶边界上的集体挣扎。

影片的核心——“暗房”，正是这种挣扎的舞台。

在这里，幸存者们被迫为侵略者的宣传机器服务，冲洗那些美化暴行、粉饰太平的“中日亲善”照片。

这正是张纯如在书中揭示的历史事实：日军一方面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暴行，另一方面又极度渴望维持“文明之师”的形象。

电影中的幸存者，成为了这种“精神分裂”的亲手执行者，他们的每一次显影，都是对良知的一次凌迟。

电影《南京照相馆》海报

然而，正是在这最屈辱的合作中，诞生了最隐秘的抵抗。

他们在暗房里，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藏匿、保护着记录日军罪行的胶片。

这是一场关于“证据”和“记忆”的战争。

他们的抵抗，不是用枪，而是用那小小的、脆弱的胶片。

他们守护的，是历史的底片。

影片中的女演员，她的身体和尊严时刻处在被侵犯的边缘，这是幸存者群体所受压迫的一个缩影；而那个复杂的翻译官，他的背叛与最后的反抗，则揭示了在绝对暴力面前，人性的脆弱与坚韧是如何交织的。

由电影再回看张纯如的著作，可以看到这本书之所以震撼，在于她以海量的史料、多方的证词，冷静而全面地解剖了深渊的构造。

她告诉我们，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发生的南京暴行，数不胜数的悲剧是无差别的。

屠刀之下，既有放下武器的数万士兵，也有手无寸铁的普通男性平民。

书中记录的“百人斩”竞赛，将杀人变成一场游戏，这是对人类生命最极致的漠视。

在《南京照相馆》中，把冲洗这个任务交给主角团的日军随行摄影伊藤，正是记录了“百人斩”这一个经典的、惨无人道的攀比的那个人。

他将以“百人斩”这种场景为代表的胶片送到照相馆中，让照相馆里的人们每天目睹着这些残暴的记录，却要服务于日军，以冲洗胶片获取他们短暂的生存权利。

电影《南京照相馆》剧照

然而，在这普遍的屠戮之上，法西斯主义还施加了一层针对性别的、更为阴险的暴行。

这便是张纯如选择以“Rape”（强暴）为书名，所要揭示的核心。这不仅指代城中无数女性遭受的系统性性暴力，更指代一种针对整个城市的、以“非人化”为目的的征服。在这场“南京大强暴”之中，从12岁的幼女到80岁的老妪，几乎所有妇女都难逃被施以性暴力的命运。

据估计，被奸杀的女性数量最低达2万人，最多可达8万人。

日军士兵在回忆录中冷酷地自述：“或许当我们强奸她时，我们把她看成女人。但当我们杀她时，我们只是把她看成猪一样的动物。”这种将同类“物化”的逻辑，正是所有暴行的起点。

为了将这种征服欲推向极致，日本士兵们不断突破着人性的底线，对弱者进行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虐杀。

在他们的刺刀逼迫下，父亲与女儿、母亲与儿子、兄弟与姐妹被逼着合奸。

这满足的已不再是短暂的性欲，而是绝对权力之下对人性伦理的彻底摧毁。无数女性怀孕，怀上中日混血孩子，这些孩子从被孕育的那刻起就背负着命运的诅咒；更多女性不堪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酷刑，选择投河自尽。

这便是在杀孽之上，用淫欲对人性进行的血淋淋的践踏。而作为这种临时、混乱的性暴力的“制度化延续”，慰安妇制度成为张纯如笔下的“南京的遗留物”，将高达20万的亚洲女性拖入了更持久的地狱。

电影《南京照相馆》之中，精神崩溃的平民女性们，包括被侮辱的主角之一，那个女演员，都是其中的受害者——即使电影是用了极为克制的方式来讲述，仍可见一斑。

要理解这场战争，除了文字、电影以外，导演郭柯的一系列纪录片也在当事人口述这一层面进行了补足。

2012年，他关注到一位名叫韦绍兰的老人——她是“慰安妇”制度幸存者，有一名中日混血儿子。

根据他们的经历，他拍摄了短片《三十二》，记录下当时中国大陆仅存的32位公开身份的幸存者。当短片播出后，到2014年，这个数字锐减到了22。

郭柯深感“再不记录，将会无法赶上历史湮灭的速度”，于是奔赴全国，拍摄了长片《二十二》，为这22位老人的生命留下了最后的影像。

纪录片《二十二》海报

这些纪录片所抢救的，正是历史记忆中最特殊也最痛苦的一页。

2023年11月9日，随着老人李美金的离世，纪录片中的22位老人已全部去世。

她们一生都在承受双重的暴力。第一重暴力来自侵略者，第二重暴力则来自将她们牢牢困于“贞洁话语”之中的社会偏见。

传统观念中，妇女的“贞洁”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因此，当她们遭受性暴力后，许多人选择了沉默，这种失声是长久以来社会加诸于女性身上的诅咒。

《三十二》的主角韦绍兰老人历经艰辛回到家中，等来的却是丈夫“你学坏了”的责备。这种来自至亲的二次伤害，其痛苦或许不亚于敌人的刺刀。

凝视深渊的人，自身也可能被深渊吞噬。

在南京的至暗时刻，除了施害者与受害者，还有一批自发的营救者，如《辛德勒的名单》中的奥斯卡·辛德勒一般，一些来自不同立场的外国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守护着这座城池里的中国人。

张纯如在书中特别提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国教务长明妮·魏特琳，她正是《金陵十三钗》中神父的原型之一，也是《南京照相馆》中那位外国医院女院长的原型。

南京被日本入侵时，她并未撤离，而是留在她的学校里搭建难民营，保护这个城市中的人们。她收容了大量的妇女，但这个避难营只是相对安全，她仍然需要每天从早到晚驻守，来阻止会翻墙进来实施强奸行为的日本兵。她的日记记录了那段地狱般的日子，也记录了她内心的挣扎与痛苦。

最终，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彻底压垮了她。战后，她因严重的抑郁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无独有偶，张纯如在出版《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七年后，同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她的生命，年仅36岁。

我们很难去评判她究竟是否受到了过多来自历史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书写这段历史，是需要巨大勇气、足以燃尽灵魂的工作。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场暴力还在以另一种形式发生：许多呼唤、许多抗争，都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之中消解了。

当不再需要亡魂时，他们的遭遇都被刻意地忽略；当罪行不堪重负时，忽视就显得轻松；而许多人至今没等来一句道歉。

这种“见证的代价”，在《南京照相馆》中被戏剧化地呈现。主角们在暗房里的挣扎，与张纯如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证据、与郭柯在乡野间抢救最后口述史的行为，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历史的“守夜人”，在各自的“暗房”里，与遗忘做着殊死的搏斗，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最终，电影里只有女演员带着照相馆老板的儿子逃出生天。但她坚定地继续举着相机，将那个小小照相馆的火光燃遍了祖国的山河。

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曾说：“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句话在80年后的今天，显得尤为振聋发聩。

从张纯如笔下详尽的史料，到《二十二》里老人们平静的面庞，再到今天搬上大银幕的《南京照相馆》，我们看到了记忆传承的不同形式。

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无论从精神上如何抹灭，仍有人在为铭记历史做出努力。

纪录片《二十二》剧照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的凝视，不应只停留在对胜利的欢呼，更应投向那些曾在深渊中挣扎的个体。

历史的暗房之门已经打开，走出暗房，选择让哪些影像被看见，让哪些声音被听见，依旧是我们的责任。

不要轻易忘记曾经真实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磨难，不要对他人所遭受的一切苦难袖手旁观，保持愤怒即是保持清醒。

永不忘记，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坚守人性的良知。这便是我们对80年前那场胜利的最好纪念，也是对所有逝者最庄严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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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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