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楚昕《泥潭》：并非杰作，但勇气可嘉

很少有纯文学作品能复制《泥潭》这样的销量奇迹，预售期间，便突破了40万册。从无名之辈到畅销书作家，刘楚昕仅仅用了一个月，而人们都清楚，这得益于他在漓江文学奖颁奖礼上的获奖感言，经由短视频的疯狂传播，让刘楚昕一夜成名，也面对汹涌而来的审视。

人在痛苦中如何自救

在新书发布会时，刘楚昕谦逊地说自己写得不够好。他自称受鲁迅和大江健三郎的影响较大，渴望写一本像《阿Q正传》那样解剖时代的小说。而在写法上，笔者认为《泥潭》映射出加缪《局外人》、余华《第七天》《河边的错误》的影子。

《泥潭》终稿有13万字，据悉是从50多万字的稿件里删减而来。以辛亥革命序幕——武昌起义为背景，以亡灵之声起，以神父之声止。小说有三大部分，分别借没落贵族旗人恒丰、革命党人关仲卿、神父马修德的角度展开叙事。其中，第一部分是以亡灵恒丰的叙述开篇。他是荆州左都统恒龄的儿子，一名与历史潮流相悖的军官；第二部分是第三人称叙事，主角是曾经伪装在恒龄手下军队的革命党人关仲卿；第三部分则是神父马修德的日记与回忆。刘楚昕用倒叙、自白、闪回、解离与复调等手法，讲述了个体被社会剧变裹挟时的迷惘与行动。

刘楚昕九年前便开始创作此书，其间曾入围首届梁晓声青年文学奖长篇小说决选，投稿漓江文学奖后，终于修成正果。这是一部具有现代主义质感的小说。它以加缪《局外人》式的句子开场，采用故事套故事的方式，融合了侦探小说和历史小说的技巧。主人公恒丰让我想到了历史剧《人生若如初见》的主角之一梁乡。只不过，梁乡身为清室贵族后裔、宗社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临死前都对光复清廷抱有幻想。恒丰则是一个彻底迷茫的人。他先后经历了家道中落、父亲去世、妹妹失踪。他自己也非典型的正面角色，在经历人生剧变后，他自暴自弃，在自毁欲念的推动下，他对婢女实施了强暴。而他的结局是被革命党的乱枪打死。

革命党人关仲卿是小说的另一位主角，也是与恒丰形成对照的角色。关仲卿加入革命，渴望改变中国，他无疑比恒丰更有行动力，也更加摆脱了虚无主义的泥潭。但是随着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窃取，随着革命阵营走向分化，关仲卿自己也陷入了困境与沉思，但他的良知与正直，仍会指引他走出黑夜中的泥潭。

马神父则是将小说主要人物串起来的角色，作者设置这一角色，一方面是要将拼图式的小说结构补全，将前两个部分埋下的伏笔收尾。另一方面，马神父是社会剧变进程中的观察者，用他的视角进行回顾，便于作者抒发他对于战争与个体困局的思索。整本书，战争与革命是壳，作者借辛亥革命前后众生相，想要探讨的是——当一个人面临他无法改变的巨大外力所引起的人生剧变，他该如何安顿这一切所引发的矛盾情绪？因此，这是一本有关“人在痛苦中如何自救”的小说。

借着乱世流离写当代人心

接下来，不妨重点谈谈刘楚昕在此书中的写作技巧。

“如您所见，我死了。一九一二年五月，八号还是九号，不知道。”显然，这是一段模仿了加缪《局外人》开头的句子。刘楚昕写作此书时，正处于创作者的学徒阶段，而模仿名家的经典开头，是创作者在学徒期常见的习惯。

小说第一段富有画面感。动词、形容词与环境描写都较为妥帖，体现了作者不错的语感。刘楚昕在小说情节需要转场时，会有意识地通过描写不同场景之间相似的画面、声音，或者借助意识流的笔法来转场，而不是生硬地用议论或小标题的方式滑过去，这也是能体现其写作功底的地方。

如果仔细揣摩，您会发现这部小说的对话有话剧腔，像是作者把北京人艺话剧里的腔调融入到对话里。譬如第72页人物“八十四”与恒丰的对话。八十四说：“所以说旗人最可笑。我这样的旗人最可笑哩。”恒丰说：“不是，相比于你，我更可笑。我在荒郊野外遇到一帮流浪的旗人，然后心软又动了帮他们的念头。”

在刘楚昕的笔下，主人公“我”有一种梦游人般的感觉。小说中常见这样的句子：“我忽然醒了。铁轨有节律地震动着。月光照进车厢，过道里睡满了人，头挨着脚，几乎每一寸地方都躺着一副躯体。”同样是借助亡灵之口写道：“也许生死就是一场大梦，也许我正做着一场持续百年的大梦。我不知道此刻我是在梦中还是醒了。听着车轮滚滚的声音，我的心境渐渐归于宁静。”

刘楚昕借着乱世流离，写当代人心，他跳入一百年前的亡灵身体，抒发着改革开放后一代人在面临转折期时的失落、疲惫、迷惘与渴望。因此，他对人物心境或状态的描绘，是能够让我产生共鸣的。比方说他用“我”之口吻写道：“他们死不死、活不活都无所谓。我只想永远安息，像困倦到极点后洗个澡躺在干干净净软乎乎的床上大睡一觉一样。”第72页，“我”同样表现出对休憩的渴望：

“他走后我半躺在藤椅上望着街边的银杏树，心想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悠闲地享受故乡的时光了。……也许多年以后我们会在某地偶遇，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但不管未来怎样，眼下我只想安安静静躺着过完这一天。”

然而，这部小说我更愿称其为勇气之作，而非杰作。刘楚昕已经34岁，对待他的作品，如果仅仅用对待新人的眼光去宽容和吹捧，那反而是对这位严肃作家的不尊重。30—40岁恰恰是许多作家出代表作的年龄段，而《泥潭》彰显了刘楚昕的野心与文体意识，但在实际执行上，这部小说更像是闪光与问题之处都很突出的试验品，是刘楚昕在写出代表作之前对自我技艺的试炼。

小说最大的问题是结构上的失衡。亡灵自述的比重很大，革命党人关仲卿的部分相比之下较为单薄，二者便不能成为掎角之势。刘楚昕在写亡灵自述时语言啰嗦，在写神父回忆时更加简洁，这种语言质感上的不统一，对小说整体的力量感是一种伤害。另一个明显的问题在于：作者急于传达道理，借人物对话抒发启迪人心的句子。单拎出来，是能发在社交网络上的金句摘录，但放在小说里面，当这样的句子持续袭来，却不是靠事件或情境自然而然地带出来，而是作者附身人物，急于让他讲出来时，小说就会多出突兀之感。

类似的典型案例，就是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这部电影的小镇青年质感是不错的，可是韩寒在那部电影里延续了早年写小说时的金句癖，塞入了大量所谓的金句，其实都是他自己的口吻，只不过分配到了不同角色的嘴里。

 “哲理小说”的一次书写尝试

除此之外，小说中时不时出现赘词，削减了小说叙事的紧凑感。比如第28页：“我跳下车，他们一个接一个过来同我打千。我这才发现端瑞身形异常健硕。他忽然局促不安地对我说……”这段话里“同我”“异常”“忽然”皆可删去。29页，“我们一行人摸黑穿过一片树林。黑夜中的树干仿佛巨型守卫一样，将我们团团围住，和黑夜中许多其他事物一同目送我们经过。”这里“摸黑”已经包括了黑夜，没必要再重复两次黑夜。有“仿佛”没必要再加“一样”。类似的赘词，时不时出现，就像是吃一盘美食掺杂了隔夜的肉片。

说了上述问题，我仍认为这是一部勇气之作，至少在青年作家的小说比赛里，这部小说能够获奖属于情理之中。因为它是当下青年写作里少有的，能够将现代派技巧、哲理思辨与历史洪流下小人物故事融合起来的小说。查阅作者自述，刘楚昕先是用19世纪现实主义的笔法来写作，觉得不合适，才转而学习现代派的技巧。从结果而言，小说用一个亡灵的口吻展开叙事，的确是让人感到惊喜的。

小说对清末民初历史语境的呈现，能看到作者在查阅资料、理解不同人物动机上的努力。这是一个写作难度很大的题材，刘楚昕敢于去挑战，在青年创作者里是可贵的。类似的努力，我想到的还有林棹用19世纪珠三角雌性巨蛙口吻展开叙事的《潮汐图》、周恺继承李劼人风范的长篇小说《苔》、颜歌的《平乐县志》、周游的历史小说《麒麟》《钦探》等，都是值得阅读的青年作家作品。

《泥潭》的故事与江奇涛编剧的封笔之作《人生若如初见》恰好衔接，倒是可以对照来看。私以为，《人生若如初见》在成熟度上更胜一筹，刘楚昕如果还想涉猎清末民初的题材，这部剧和同样是江奇涛编剧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值得他去看看的。

《泥潭》里三个主人公都走向了死亡，刘楚昕认为：“死亡是给了我们一次重新看待生活的机会。”他的小说有一定的哲理，考虑到他的哲学博士身份，《泥潭》或可理解为他书写“哲理小说”的一次尝试。他在小说中为人物设置种种困境和考验，激发人物的生存本能与道德本能，从而叩问人性的真实面貌。

他的意图，是想写一本能唤醒读者直面生活的小说，是具有启蒙倾向的，尽管这么判断，与迎合下沉市场的当代流行氛围相抵触，但基于刘楚昕的文本及作者谈，他的哲学本味和启蒙主义倾向是很明显的。这也构成了有趣的“错配”——一本具有启蒙主义倾向的小说，却通过短视频传播的逻辑火了，火的原因则是小说之外作家与前任感人的故事。从《泥潭》本身到观察它的走红路径，反而能窥见这个世代作者与读者之间变化的关系。

《泥潭》点题的句子，出现在第95页：“我能放下吗？也许我心里想的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对他们、对这里、对整件事怀着极为复杂的态度，导致我踌躇不决，像深陷泥潭一样没法脱身，最后自作自受，越来越痛苦。”当“我”自暴自弃，因为无力面对现实而想要听天由命时，马神父对他说：“我有一句忠告：迷失在黑夜中时，不妨抬头看看星空；如果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人应当面对自己的良知。”

文|桑梓

编辑|罗皓菱

本文刊登于2025年7月10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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