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好像都有穷人的概念。
过去，席门蓬巷，吃不饱，穿不暖，举债度日或揭不开锅，沿街乞讨，甚至偷盗抢劫，那叫“穷人”。
十三年前，我有一个学生阿宇，入学前和弱智妈妈沿街乞讨才能交上读高中的学费。考入大学后，第一学年他没有得到助学金。而他表示，拿到最高额度助学金的同班同学，用最新款手机，自述在家乡某局有岗位，每月还有收入。
经过帮他争取，第二学年他终于拿到了助学金。在读期间，他参加了我组织的一次主题演讲。在演讲中，牛角书生阿宇深情而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感动于他的不惧风雨的勇敢和始终如一的坚持，很多同学因此流下了眼泪。
那次演讲，我们邀请到《风和日丽》的编剧泳群做评委，她带了一本自己的长篇小说《女特警:为你钟情》。
演讲会结束时，泳群签名，把这本书赠给了阿宇，并告诉他，奋斗，能把苦难变成最好的大学。
毕业后，阿宇自主创业，开办了一所辅导学校，他当上了校长。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对家境困难的学生多有照顾。阿宇也实现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承诺。而从乞讨儿到大学毕业，再到当上校长，没有人知道他走过了怎样艰难坎坷的道路。
仅仅十年过去，学生们的家庭条件就今非昔比，交不上学费的越来越少，吃不像吃，穿不像穿的几乎看不见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使吃饱饭已经不成问题，沿街乞讨的、抢包的，偷盗的都已绝迹。
因此，穷人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
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道:“工业时代的穷人被重新定义为劳动力后备军。就业，稳定的就业、毋庸置疑的就业成为一种规范，失业与贫困画上等号——这是一种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有些人视穷人为洪水猛兽，另一些人则以道德、良知、同情心为指引。然而，在工作伦理这个问题上，他们达成了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那些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愿意工作、不愿意种田的人，想要依靠社会福利和国家救济生活的人，成为了“新穷人”。
在找不到工作的人中，有些是口罩裁员导致的。他们人近中年，学习一门新技术存在难度，短期工又缺乏吸引力。背负高额房贷车贷，他们成了穿着时尚体面的“新穷人”。
还有毕业就失业的一部分人，有些甚至毕业于名校，无法如愿考进体制内，高不成低不就，成了“烂尾娃”。如果遭遇父母断供，简直无路可走。
其实，齐格蒙特·鲍曼还指出，西方国家有个词叫“亚洲小龙”，是指相比那些整天享受国家福利不工作的寄生虫，肯于奋斗，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靠勤劳养活自己的亚裔人。
但情况今天发生了变化。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绝大多数人都能读大学，毕业后择业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他们不想成为一名“工人”。而不成为一名“工人”，其余可选择的工作范围狭窄，难度系数更大。
如果不深入了解，你在大街上是看不出哪个人是“新穷人”的。他们可能有高学历，高房贷，高消费，就是没有相匹配的高收入。他们或者没有收入，或者收入远远抵不上房贷。
方二锦的女儿妞妞有个同班同学，上交大毕业十多年，去年遭遇裁员，始终走不出阴影，终于放弃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言称要回家乡创业。回到家乡小城一年多，闭门摆烂，没有任何创业规划。单身老母亲退休金完全抵不上上海的房供，愁眉不展，吃糠咽菜，一夜返贫。
方二锦向我描述这个情况时，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兴奋。也许因为当年的学霸成了“烂尾娃”，反衬出平庸者的安稳和幸福。
这种兴奋按照齐格蒙特·鲍曼理论分析，也是出于一种工作伦理的考量，即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没工作是一种耻辱。
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图书馆没有，我在网上买的(最近很是买了几本耐看的好书，等下一一道来)。在书中，他揭示了消费主义社会中，工作伦理对“新穷人”的道德压榨与谴责，也表达了对持久性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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