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汪曾祺》在细小的世界看人间万象，未尝不能有酣畅之咏

《闲话汪曾祺》

汪曾祺身上有介于狂士气与匪气之间的幽默与洒脱，六朝文人的影子也现于此间。他其实是一个学问家，但他的学问不都是书本的知识，还有生活的道理。他常能悟出生活里的理趣，那些我们以为平常的存在，经由其笔，便有了神异之调，仿佛佛光的临照，不明之物突然通透可感，无意义者便有了意义。

汪曾祺的好，不仅仅是衔接了传统写作的趣味，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生活的诗意的总结。我们看他的文字那么美，其实掩盖了许多感伤、忧虑与无奈。但他不是甘于陷在灰暗里的人，而是在自己的园地里自得其乐的自信者。那种自得其乐，不是麻醉自己，泯灭个性于寒冷之中。他的文字绵里藏针的地方甚多，对于伪道学和平庸的思想颇多揶揄，那些静谧的词章里晃动的火苗，温暖我们之余，也驱散了缠绕着思想的种种魔影。在一个特殊时代而创造出逆时代风气的审美哲学，这是他的贡献。

汪先生的存在，带来了许多稀少的元素，这在鲁迅那代人属于常识的东西，而当代作家多缺少类似的基因。

他曾经说自己是一个儒家，其作品也确实有儒家温和、悠远之味。但那不是朱熹的儒家，也非马一浮的儒家，而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沐浴的儒家。这中和之音与冲淡之曲，也有对于人性的拷问，带着清灵的爽意，引人到自审的高地去。不再观念先行，而是从经验里提取爱意。他剔去了鲁迅的残酷，远离了茅盾的隐喻，开辟出当代审美的新途。那些被许多新文化人压抑的传统，被一点点召唤出来，于是现代白话与明清白话的书写，已不再是断裂的对立者。我们古老的文明与现代之间的鸿沟，被慢慢抹平了。

被读者持续认可的作家，才真的活在自己的母语里。汪先生不仅仅打捞了失去的文明之光，也恢复了汉语的尊严。当代作家能够体味母语气味和哲学意味的人不多，先生独得其神，且以百姓之趣为之，在看似平淡之间，已有层叠不已的气象。弹指之间，山河变色；一语之出，百卉悉开。这是鲁迅之后重要的精神存在。时间越久，他的价值便越发清晰地凸显出来。

他的美不在那些刻意的词采选择上，而是体现在口语与文言的变奏中。粗看起来，平淡如水，而整篇视之，高低起伏，阴阳回旋，寂寞之处突现奇音，细微之中有着深的寓意。在细小的世界看人间万象，未尝不能有酣畅之咏。当人们还在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时，他已无声地回答了诸多的难题。而且，就精神的色彩而言，他总要比别人多一些什么。

高邮的水色，给了他柔软、温和的性格。自然，那些浪漫的遗产地，也暗示着生命的情趣。凡人苦乐，草木虫鱼，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些一闪即逝的灵光，总该留念吧？战时的生活给汪曾祺带来的是轻松的感受，他从没有去写血淋淋的场景，也许没有注意，也许根本就没有去想。联大的特别生活，也使善于读人的他，学到了书本里没有的东西。

沈从文的文字，是青年汪曾祺内心神异的火，在那样的年月温暖着他的心。和那些正襟危坐的大学教授比，他和自己的生命更为接近，他自己的内心何尝没有“美丽是愁人的”式的感叹？沈从文在几个方面影响了汪曾祺，欣赏苦难边上的美丽的谣俗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与政治保持距离。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那是对内心感受的忠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生活，后人不知前人的感性经验，也就不能重复他们的生活，艺术语言也难以重合。没有办法，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丢失的太多了。

读他的文字，有成熟的秋意，色彩里反射着生命的一部分。他的向内在世界延伸的渴念，与雨果、屠格涅夫的笔触偶然重合了。但是他的目光没有在废名式寂寞里久站，很快就闪现出现代绘画般的凌乱、无序及思想的紧张。

汪曾祺晚年回忆自己的写作时，承认曾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因为生活的复杂，用程式化的语言是无法还原社会的，于是从逆反的语序和晦涩的句子里隐曲地释放幽思。这样的描写是一种快慰。但汪曾祺年轻时的尝试只是短暂的一闪，他还在摸索的途中，运笔并不入化，对比鲁迅的《野草》，就能见出彼此的距离。汪曾祺好像只是意识到这种写法的价值，但背后的东西稀少，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有所领悟，才从形式的展示向内心出发了。

文章之道不是作家伦理的问题，而是趣味的问题；作品非社会的传声筒，而是作家个体的智慧的延伸，别的低语都没有太多的意思。作家向着自己的空间展开，与神秘中的自我对话才是真的。

草原没有给予他神接广宇的大气魄，却孕育了他不凡的情思；人生哲学也渐渐在此开悟了，那就是“随遇而安”。后来他以此为题目，谈到应变的哲学。有人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我回答：“随遇而安。”

（作者为清华大学校友，经其本人同意，本文转载自其微信朋友圈，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