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芳非虚构短篇集《我亦是行人》面世：聚焦小人物的生命故事

周芳最新非虚构短篇集《我亦是行人》日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延续了她在《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中关于死亡与衰老的书写，借由九个人的死亡，讲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6月8日，周芳接受媒体记者在线采访时表示，自己写的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生命故事，卑微中也有高贵，孤寒中也有热烈”，“我写下他们，给沉默者以尊严”。

你我皆行人，相扶相携人间路

记者：《我亦是行人》的标题取自于苏轼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能解释下这个标题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周芳：和苏轼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同一个意味的是李白所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这里面蕴含的是惆怅，也是豁达；是挣扎，也是接纳；是在历过千山万水，度过无数无眠之夜之后，对生命的深情拥抱。面对生命这一列单向火车，这一场再也不能回头的旅程，我们何去何从？你，我，他，所有人都只是人生逆旅中的匆匆过客。当我在书写一个猝死在麻将场老人的疾病，衰老，死，也是在书写我的病，我的老，我必然要到来的死。在“色色王”在“汪公公”里，我看到了无数个我。他们活过的岁月，都是我们活过的，或是必将活过的。你我皆行人，相扶相携走在人间路上，值得。

记者：《我亦是行人》一共收录了九个故事，讲述了九个人的人生，这九个人的故事彼此有什么相似之处或差异，人物取材的标准是什么呢？

周芳：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勾连的，或是有血缘上的亲缘关系，或是生活中有密切联系的接触者，如大舅李中焕，小学数学老师夏明圣，同学夏梅梅，这些人整体地构成一个熟人社会。在地理空间上,他们往复地出现在我笔下的林下村。在命运走向中，他们彼此穿织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他，既相亲相爱，也相生相克。他们生是一家人，死是一家鬼。恩恩怨怨，无了无休。

取材标准是他们用心地活过，他们对生活有过热望，有过情义。他们或许终其一生庸常无为，沉默如草芥，他们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可是，他们也有着自己生命的故事，可是卑微中也有高贵，孤寒中也有热烈。死亡封了他们的口，我写下他们，给沉默者以尊严。

写小人物的光泽与阴影，命运具普世性

记者：这部作品和您之前的《在精神病院》《重症监护室》有何不同？

周芳：首先从领域和视野方面来说，《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文本指涉特殊空间，特殊人群，而《我亦是行人》走向了周遭世界，普通你我，从生死一刻扩大到了死者的一生，从我的病人到我的亲人、熟人，到芸芸众生，领域有了拓展，视野在放宽。虽然说文本中只写了九个人物，九种命运，但这些命运遭际更有普世性。

其次，从艺术表现手法和阅读感受来说，《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主观性话语比较强，以“我”在场直面生死，更多书写了疾病与死亡的大波大折，刻画“九死一生”“死里逃生”的悲痛挣扎，给人沉重感。《我亦是行人》中，尽管死亡依然是文本人物或故事贯通的主题，但更富有小说色彩，“自我”从叙事中剥离开来了，还给人物自足生长的空间。行文基调上，追求举重若轻之感，平静，淡然，甚至有些诙谐，调侃。把疾病痛苦死亡铺陈在日常的恒态的生活中，写出烟火味道，而非大悲大痛。读来大概也会有笑中含泪、泪中带笑之感吧。

记者：从《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到《我亦是行人》，您一直都在写非虚构，为什么没有选择小说的体裁来创作呢，虚构文学难道不是意味着更大的创作自由度吗？

周芳：所谓“创作自由度”在我看来，它不只关乎体裁的限定与选择，而更重要的是对文学真实性的忠诚，并且凭借这份忠诚为写作伦理，最大限度地呈现作家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自我、对生命、对时代的真相、对每个个体的困境，和他们生活价值的追问。

小说以强大的想象虚构空间，能抵达真实与自由的彼岸，非虚构以鱼潜于水，根扎于土的姿态牢牢站定在生活这块热土上，同样能深度地表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我以为，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中也闪烁着想象力的光茫——我们想要抵达何种真实，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层面的真实，这离不开作家的想象力。

当人们以为“死亡”“疾病”只是他者之事，以为能当座上客旁观者，我需要在《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采取一种直面的在场的形式，书写我看到的我历经的生死世界，它离不开非虚构。到了《我亦是行人》，从特殊领域延展到日常生活，我也需要在如“行人”“路人”般的芸芸众生中找到“色色王”“李中焕”这些好像是无可足道的人，写出他们一生的光泽与阴影。他们爱过苦过的岁月如雕刻一样纤毫毕现。

探究“生”“死”，还原生活本来面貌

记者：您笔下有大量丰富的生活细节，比如家长里短、闲言蜚语，您是如何挖掘这些细节的？

周芳：这些细节一部分来源我自身积淀的原生经验，如家庭记忆，乡镇农居传承的世俗经验，医院的医护经验，也有一部分是对隐匿在城市意象背后的隐秘经验的探索。如我对夕阳红麻将馆各种场景，以及对各色人物和对话的体察；麻将馆是个特殊之处，它本身是各种信息的传播之地，滚动着社会各种动态的舆情讯息，每天到这里来的爹爹婆婆，“嚼嚼婆”“乌龟刘”“满月嫂”人人都有大篇的人生故事，在这里上演的都是流动的人间大戏。

还有一些细节，除了借助某些可靠经验，还需要有生命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如在《父亲们的管子》中对几位插上导尿管老人的描写。有了同理心同情心，眼睛看到的一小点，耳朵听到的一小点，都会生发出去，唤起读者感受和体验层面的印象和记忆。

记者：这本书写的是沉重的生与死，却有着冷幽默的玩笑风格，两种看似相反的笔触被很好地糅合在了一起，您是如何平衡的？使幽默不至于轻佻，话题又不过于沉重。

周芳：单纯的死亡书写，难免沉重与压抑。我在《重症监护室》书写里已经实践过。那里将“死亡”钉在棺木上，然后拿一柄一百倍的放大镜，照它，看它，看死神锋利的镰刀和黑乌乌的斗篷。《我亦是行人》则不同，它书写的视角全然不一样，虽说主题是写死亡，但我视线投射更远的是死前命运。我写这些人物的死，更多是写他们的前世今生。所有的死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因”是“死”的铺陈，更有戏剧感命运感。

这本书与其说是探究“死”，不如说是在探究“生”。在“生”的层面，从那些重重叠叠的往事中，还原生活本来的面貌，它有声有色，有烟火气，有人情味。

记者：你曾经说过，面对生死，如果只是为了单纯的写作，会感到羞耻。对你而言，写作的意义或者说目标是什么？

周芳：在写《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之初，我曾进到重症室和精神病院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以为我是在体验，是在暗访。实际上，每天面对那些生生死死，那些命运中的哀苦与挣扎，写作显得如此轻微，不可一说。站在他们身边，陪伴，守护，看生命一点点死里逃生，露出光亮或是坠向深谷，不再回来，才是人与人最大的关联点。

对于我来说，写作是还给生活应有的“看见”，生命应有的尊重。那些遮蔽的，要得到呈现；那些流逝的，要得到永驻。写出人之为人的不易与执拗。我的文学世界里会有苦痛，会有阴云，但些微的欢喜必然的青天一定隐身在其后，伤疤要长出新肉，废墟要开出鲜花，漫漫长夜要有黎明的脚步，这就是成为一个人的不易与珍贵，这也是文学的情义和力量。

记者：能透露一下您近期的创作计划吗？

周芳：目前正在创作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是以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为背景，书写一群生活在矿区人们的命运。他们旧有生活遭逢新的历史时刻，历经时代的风浪呼啸，着力书写他们如何造出新鲜的血，成为一个“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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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亦是行人》是周芳的非虚构短篇集，延续了她在《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中关于死亡与衰老的书写，《我亦是行人》借由人物的离世勾连一个人的一生，充斥着荒诞和戏谑的冷幽默。后湖东路十八号，死在了麻将场上的“色色王”老爹爹；失足落水的“汪公公”；车祸死掉的乡村小学数学老师……借由九个人的死亡，讲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

作者简介

周芳，著有非虚构《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及散文集《沽酒与何人》等作品。历获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奖项。现为湖北省作协签约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