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民族而言，“汉”无疑是最鲜明的记忆与最显眼的符号。这种记忆与符号，最初是以国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11月11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胡阿祥做客长江讲坛，探讨从“汉”国号到“汉”族称的演变历史。
两次“违约”出现汉朝
胡阿祥在讲座中说，“汉”的国号起源自刘邦封汉王。在灭秦的过程中，各诸侯本来约定“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先入关的刘邦，本来应就地称王，但因为项羽“违约”，刘邦不得不接受“汉王”的封号，去往汉中。刘邦本不愿意接受，但又畏于项羽的实力，只能听从萧何的劝告。萧何劝刘邦说，“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刘邦顺势接受了劝告，去做了汉王。后来，楚汉相争之时，刘邦“违约”，取得天下，国号定为“汉”。项羽“违约”，汉王国出现；刘邦“违约”，汉帝国出现。
“汉王”当得不情愿，但帝国仍以“汉”名。胡阿祥认为，究其原因，战国文字或者秦小篆里，“汉”字都寓意好。从字形上讲，“汉”是“水滋润的大国”，从字义来讲，“漾言其微，汉言其盛”。古人认为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汉水相似，所以银河又称天汉、云汉、星汉。地“汉”既与天“汉”联系在一起，所谓“以汉配天，此美名也”。
“汉”的沿用体现国号本质特征
刘邦始建、刘秀重建、刘备再建的“汉”，又为后世诸多汉族与非汉族建国者沿用，如十六国的刘渊、李寿，五代的刘知远，十国的王建、刘龚、刘崇，元末的陈友谅等。
胡阿祥解释，中国古代国号的沿用是普遍现象，其中汉国号的沿用尤为突出。沿用的理由，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汉族政权的建立者，往往是以刘邦后裔的身份，与刘邦、刘秀、刘备的汉攀附关系，从而寻求正流地位，达到收揽人心的现实目的，藉以表明高贵的血统与建国的依据。这实质上体现了国号的最本质特征——家天下。其二，非汉族政权的建立者，如匈奴刘渊、氐人李寿、沙陀刘知远、沙陀刘崇以异族的身份，强攀刘汉宗族，掩盖种姓来历。这说明在中国古代，但凡异族欲在中原立国，就必须认可、接纳乃至融入汉地的文化传统与历史系统中，这就是“汉化”。这又从国号以及心理的层面，直接反映了异族并不自外于中国，中国是多民族国家。
“汉”的族称形成于十六国北朝时期
胡阿祥列举各典籍及考古发现表示，“汉”成为域外对于中国及与中国有关事物的习惯称谓，汉影响力不及秦，但超过了唐。例如，北宋朱彧在《萍洲可谈》写道：“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南宋马永卿《懒真子》记录:“今夷狄谓中国为汉。”清代徐岳《见闻录》记载:“柬埔寨人呼中国人为唐人，犹西北人呼中国人为汉人。”
胡阿祥说，刘邦、刘秀的汉朝祚运长久，超过了400年，而且疆域辽阔、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先进，对周边各国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中外交通尤其是与西北、中亚的交通非常繁盛，因此域外特别是中亚地区及其以西各国，往往称汉朝及汉朝以后的中国为汉。后来也拓展到其他方向的一些邻邦，如日本就称中国为汉土，日本和朝鲜称中国文字为汉字。
胡阿祥介绍，先秦时期，区别于蛮夷戎狄，中国的主体民族被称为诸夏或华夏。十六国北朝时期，区别于“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汉”作为新的族称，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诸夏、华夏，并一直沿用至今。
来源：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王晶
通讯员：谢宁
编辑：鄂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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