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收心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宜宾。春节的灯笼还挂在沿街的树干上，五粮液集团总部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刚返岗的员工。

曾从钦站在台上，清了清嗓子。这是春节后的第一次全体员工大会，按惯例叫“收心会”。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会场，讲一季度目标，讲“稳”的态势，讲酒业主业的基本盘。讲到后半程，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加重：

“要突出底线导向，牢牢守住安全、廉洁、风险三条底线。”

台下有人低头记笔记，有人抬头看着他。没人意识到，这句话会成为一个令人窒息的注脚。

四天后，二月二十八日傍晚，宜宾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曾从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

同一天，五粮液发公告，说收到《立案通知书》和《留置通知书》。曾从钦的名字，从集团官网的领导名单里被撤下。

二月二十四日那天，他在台上强调廉洁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是觉得自己能侥幸过关，还是那句话已经说了太多次，变成一种肌肉记忆？

二、平步青云

时间拨回三十八年。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岁的曾从钦从学校毕业，进了长宁县水电局。那是宜宾下属的一个山区县，以竹海出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跟水利工程打交道。

长宁县一待就是十一年。水电局、人事局、相岭区公所、经济开发办公室、县委办公室、双河镇、长宁镇，他的履历表上，这些地名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从普通职员干到乡镇党委书记，他在这片土地上把基层的台阶一级一级踩实。

熟悉他的人说，曾从钦做事细致，而且有一种难得的敏锐。那种敏锐，让他不断往自己身上加码：四川省委党校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北京大学工商管理高级研修班、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武汉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

一个县城基层干部，花这么多年把自己武装成“博士”，图什么？有人说是镀金，但后来证明，这些学历确实成了他往上走的梯子。

二〇〇九年，他离开长宁，调任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发展策划投资服务局局长。那是他仕途的第一个转折点。临港后来升格为国家级经开区，他在那里学会了招商引资、产业规划。再后来，他当上市发改委主任，兼物价局、能源局、粮食局的职务。

手里握着的权柄，肉眼可见地变重了。

二〇一六年，曾从钦被任命为宜宾市翠屏区委书记，不久后又兼任临港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翠屏区是宜宾的主城区，也是五粮液集团总部所在地。换句话说，他成了五粮液的“父母官”。

那几年，他的政绩单很漂亮：翠屏区GDP每年净增超百亿，连续十年入围四川省“十强县”；临港经开区在全国二百一十九家国家级经开区中的排位从八十六位上升到四十三位，他引进了宁德时代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经济能手”这个标签，从此贴在他身上，再没撕下来。

三、空降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五粮液召开干部大会。会议宣布：曾从钦任五粮液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五粮液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

这一年，他五十一岁。从政府官员到企业高管，身份变了，但人没离开宜宾。

把他引进五粮液的，是当时的董事长李曙光。

两人早有交集。曾从钦主政翠屏区时，五粮液就在他辖区；李曙光推“二次创业”，很多改革需要地方政府配合。他们共事多年，配合默契。

二〇一九年的五粮液，刚破千亿营收，与茅台双双站上行业顶峰。但危机藏在数据背后：茅台利润把五粮液甩开一大截，五粮液长期依赖“大商模式”的后遗症还没解决，渠道掌控力不足、价格体系混乱。

曾从钦到任后，没急着烧火。他做的事，说穿了就两个字：调研。生产线、窖池群、科研中心、销售大区、经销商，一个一个跑。到任后半年，足迹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区市。

“他问得很细，不只是问业绩，更问困难、问建议。”一个接触过他的经销商后来回忆，“当时感觉曾从钦不一样，是真的想做事。”

二〇二二年二月，李曙光离任，曾从钦接棒，出任五粮液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从“副班长”变成“班长”，他用了两年半。

四、“稳”字诀

曾从钦掌舵的三年，给自己的标签是：稳。

他延续了第八代五粮液在千元价格带的霸主地位，同时推经典五粮液抢超高端市场。他提出“和美文化”，搞“和美全球行”，把五粮液带到十九个国家和地区。

当茅台疯狂跨界——酱香咖啡、酒心巧克力、茅台冰激凌——引发舆论狂欢时，曾从钦选择了按兵不动。媒体评价：“茅台疯狂跨界时，五粮液耐住了寂寞。”

数据上看，他的“稳”有道理：二〇二二年到二〇二三年，营收和净利润连续两位数增长；二〇二四年集团销售收入一千九百五十二点九七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点三。五粮液的现金分红率从百分之五十提到百分之七十，承诺每年分红不低于二百亿元。

二〇二三年全国两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曾从钦提了一份建议：《关于支持四川建设世界优质白酒产业集群的建议》。他站在人民大会堂里，为整个川酒板块发声。

那时候的曾从钦，意气风发。谁会想到，三年后他会以另一种方式登上新闻头条？

但“稳”的背后，有些东西在悄悄发酵。

五粮液的渠道模式，业内叫“大商模式”——少数超级经销商掌握大量货源，他们与厂家之间，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相互绑架的关系。经销权的分配、发货量的控制、价格体系的维护——每一个环节，都牵扯真金白银。

二〇二四年，有公开报道显示，某头部酒类平台负责人在朋友圈公开质疑五粮液，称其拖欠合同约定费用近六千万元。这不只是一起商业纠纷，它折射出厂商关系中权力与利益的边界有多模糊。

更大的问题是价格倒挂。第八代五粮液出厂价提到一千零一十九元，终端实际成交价长期在九百到九百六之间徘徊——经销商每卖一瓶，就亏几十块。

库存也在堆积。二〇二五年六月末，五粮液产品库存量四千四百五十四吨，同比增长百分之四十一点二六。渠道里压着卖不掉的货，经销商资金越来越紧张。在这个过程中，谁在从中获利？

这些问题，在曾从钦任内没有解决。它们像暗流一样，等着浮出水面的那一天。

五、转折之年

二〇二五年，对于曾从钦，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一月十日，四川省人大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李曙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同年十月，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说，李曙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经营”“为他人在承揽项目、获取酒类经销权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李曙光，正是把曾从钦引进五粮液的那个人，是他的“伯乐”。

李曙光落马后，关于曾从钦的传闻就没断过。但他每次都出现在公开场合——主持会议、出席活动、调研考察——用行动回应外界的猜测。

更大的麻烦在业绩上。二〇二五年三季报发布那天，资本市场炸了锅：前三季度营收六百零九点四五亿元，同比下降百分之十点二六；归母净利润二百一十五点一一亿元，同比下降百分之十三点七二。第三季度更惨——营收八十一点七四亿元，同比下降百分之五十二点六六；净利润二十点一九亿元，同比下降百分之六十五点六二。

营收“腰斩”，净利跌超六成。这是五粮液自二〇一五年以来首次营收负增长，自二〇一六年以来首次净利润负增长。

五粮液在财报里解释：白酒行业处于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恢复不及预期。但投资者不买账。有人质疑渠道库存积压严重，有人指责管理层应对不力，还有人翻出曾从钦此前的表态——二〇二四年初他曾预测行业将“稳中向好”——认为他对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偏差。

六、最后的二月

二〇二六年二月，曾从钦的行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二月十日，他一天出席了四场会议：宜宾纸业、普什集团、集团财务公司、环球集团。全程发言，状态正常。

二月十二日，五粮液集团（股份）公司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曾从钦主持会议，强调“严明纪律规矩，以清正作风涵养政治生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织密制度笼子、筑牢廉洁防线”。

二月二十四日，春节后收心会。

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曾从钦被“带走”。

没人知道那两天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二月二十八日晚，消息正式公布时，很多人都愣住了。

一九八八年改制后，五粮液先后经历王国春、唐桥、李曙光、曾从钦四任董事长。其中李曙光、曾从钦相继被查。

有人说，这是“前腐后继”。但问题真的只有“人”的原因吗？

五粮液是宜宾市属国企，理论上正处级，但董事长、总经理通常高配副厅级。这家企业贡献的税收，支撑着整座城市的运转；它的兴衰，直接牵动着地方官员的仕途。

在这种结构下，五粮液董事长是什么人？既是企业掌舵人，也是半个“地方诸侯”。他手里握着的，是一张可以随意分配的“入场券”，经销权。

一张五粮液的经销授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乎没有风险的稳定利润，意味着每年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真金白银。

二〇一九年，四川省紧盯白酒经销权问题专项排查，仅宜宾一地就发现问题线索五十七条。当时的宜宾市国资公司原董事长张辉，就是因为“违规插手五粮液系列酒经销权”落马 。

张辉不过是一个中间层级的官员，尚且能在经销权上做文章。掌握最终拍板权的董事长，面对的诱惑有多大？

据几个熟悉情况的人讲，曾从钦这次出事，不算意外。早前，他就被数次找去谈过话。

他被查的原因，大概能捋出三条。

第一条，据说他利用手里的职权，在经销权上做文章，为亲戚朋友搞经营开方便之门。

第二条，他官气重，在单位里架子大，作风霸道，听不得不同意见，对待同事特别是下属吆三喝四、暴躁如雷。规矩这根弦，绷得也不紧。

第三条，他太高调。当了五粮液董事长之后，到处抛头露面，各种场合给自己脸上贴金，搞了不少个人宣传。

三件事叠在一起，路就走到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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