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试读2：楚国的衰落和秦国的崛起

一

月盈而亏，盛极而衰，是中国历史自古以来不变的规律。即使是以象征生生不息的凤凰为图腾的楚国也不能例外。

楚国衰落的伏笔，其实早在它达到极盛前就已经埋下：吴起那次著名的变法未能彻底，就已经注定了楚国将在国际竞争中落后。

吴起的改革针对楚国的时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因为变法中途而废，楚国政治顽疾只是获得了时间上的短暂缓解，过了几十年，在宣威盛世过去之后，贵族势力又一次自然增长到国家不能承受的程度。

二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吴起变法的失败，使楚国走上了下坡路。

与楚国的变法半途而废比起来，其他国家的变法大都成功了，特别是秦国。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之后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商鞅在秦国都城的城门前，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柱，创造了一个“徙木立信”的成语，由此拉开了他的改革大幕。

在各国的变法当中，有许多近乎相同的原则。比如商鞅变法在许多方面，几乎是吴起变法的翻版。就说这个“徙木立信”吧，分明就是抄袭吴起“徙辕立信”的典故。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吴起在魏国做将军时，曾经在城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厚加封赏。人们都感觉这是玩笑，半天没人去动那根车辕。后来一个傻乎乎的士兵说这有何难，扛起车辕搬到了南门外。吴起当场赏赐给他大笔钱财，士兵们因此知道了吴起说话算数。吴起便趁热打铁下了一道命令：明日谁要是先攻入秦国的岗亭，就封谁为国大夫。士兵们第二天个个奋勇当先，很快就攻下了秦国的岗亭。商鞅“徙木立信”显然是从这个故事受到的启发。

至于商鞅变法的其他方面，也与吴起变法几乎如出一辙。战国时代各国变法的重点都是：打击贵族阶层，调动其他阶层的积极性；鼓励耕战，发展生产，以提高政府的收入，富国强兵；严刑峻法，强调法令的权威性。甚至商鞅为统一思想，控制舆论，“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也类似于吴起的“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战国策·秦策三》）。因此，我们可以说，商鞅变法是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和扩大版。

它们的不同，只不过是一个成功了，而另一个基本失败了。秦国实力本来一直弱于楚国，它一直是追随于楚国后面的忠实盟国。然而，两次结果不同的变法，决定了秦国迅速超越楚国，并且最终吞并楚国，统一天下。

三

两次变法一成一败，表面原因是吴起变法遇到了楚悼王的猝死，而商鞅变法则得到了秦孝公更有力、更长久的支持。其背后的原因，却是秦国和楚国这两片气质不同的土地，与法家文化的契合程度不同。

从表面上看，在天下各国中，秦国与楚国是最相似的。

正如本书开头所述，楚人的祖先祝融传说是颛顼的后代，秦人也自称是颛顼的苗裔，与中原国家同是炎黄子孙。当楚国在中国南方“以启山林”时，秦人则在西北“逐水草而居”，“杂戎翟之俗”。两国都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顽强进取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楚国一样，边疆小国秦国也一直得不到中原文明的承认：“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

两国的区别只是秦国比楚国还要落后，蛮夷化的程度还要深。

秦国的地理环境远不如楚国。它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人民生活贫困。《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秦国的立国和发展一直落后于楚国。楚国在西周初年就立国了，秦国直到东周时代才被封为诸侯国。犬戎进攻周王室之际，大部分诸侯不管不问，唯独质朴的秦人积极勤王，“战甚力，有功”，在战后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因此秦襄公被感激涕零的周平王封为诸侯。和楚国以及齐、晋、鲁等老牌诸侯国相比，秦国参与诸侯竞争的历史短了整整一个西周的时代，大约迟了300年。因此，一开始，秦国比楚国还要受人歧视。“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开会的时候都不叫秦国。西周秦人墓葬中的随葬品远少于楚人，而且大多数都是陶器，这反映出秦国早期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楚国。如果比较历史之悠久，物质之繁盛，文化之发达，秦国不能望楚人之项背。此时并无任何征兆表明秦国会成为战国统一运动的最后胜利者。

但是，在改革大潮中，秦国却能顺应时代，迅速成功。商鞅变法，使秦国发生了让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变化，由此迅速崛起。那么，为什么是落后的秦国在列国变法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领先的楚国却失败了呢？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原文明态度的不同。

四

和楚国竭尽全力中原化不同，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一直不那么热衷。楚国的强大，是因为它背靠蛮夷，却不断向中原汲取文化力量。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的过程。秦人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了浓烈的蛮夷气质。

与楚国人一样，秦国历代君主都有着特别强的奋斗精神，他们通过与中原国家交战，敏锐地发现了中原文明的弱点：那是一种过于文弱的、精致的、不适合战场的文明。

有一次，西戎的使者由余拜访秦穆公，两人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对话。

秦穆公问：“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史记·秦本纪》）也就是说，中原国家有诗书礼乐，现在还乱成一锅粥，你们西戎没有什么文化，治理起来是不是更难啊？

由余本是晋人之后，因为投身于西戎而被重用，因此他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别。由余回答道：“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史记·秦本纪》）

在由余看来，诗书礼乐，正是中原国家混乱的原因。因为中原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国家富强后统治者多会骄奢淫逸，导致国家上层和下层分裂，造成内乱。而草原文化则不然。草原民族物质文化不发达，贫富差距也不大，他们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很团结。

这一席话说得秦穆公如梦初醒，深以由余为贤，遂聘由余为宾客。从此之后，秦国的立国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它不再致力于向中原发展，而是向戎狄发展，大力吸收戎狄文化。穆公时代开始伐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后汉书·西羌传》说，生活在秦地的少数民族，“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他禁令。……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秦霸西戎后，戎族在秦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甚至在局部地区占有主导地位。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良马成为秦军的有生力量；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躯体注入更多粗犷和野蛮，决定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

因此，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独特的。它与中原文化有很大距离，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草原文化。秦国和游牧民族一样，百姓停留在“淳朴忠厚”的半野蛮状态，尚武团结。“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战国策·中山策》）四塞之地的秦国很少受到外部文化的冲击和刺激，所以秦人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本土很难产生杰出人才，也明显缺乏楚文化的创造性。秦国的著名宰相，几乎都是从其他国家聘来的。这个国家不可能产生屈原那样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巨匠和《楚辞》那样的鸿篇巨制，也无法产生像庄子那样洒脱飘逸、老子那样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正在中原国家渐渐改变殉人的野蛮风俗的时候，秦国却变本加厉。考古发现，秦武公死时，殉死者66人；穆公死时，殉死者多达177人。陕西凤翔雍城发掘出土的秦公1号墓，墓主秦景公，是秦穆公的四世孙，墓中被殉葬者竟有186人之多。被杀殉之人主要放置于墓室四周。一类是箱殉，共72具；一类是匣殉，共94具。箱殉是将殉葬者以绳索捆绑成蜷曲的形状，装入箱内；匣殉者被装入长2米、宽0.7米左右的薄棺材之内。另外，在墓室的填土中还发现20具人牲。

《诗经》中那首著名的诗歌《黄鸟》说：“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大意是说，黄雀鸟啾啾鸣叫声凄凉，飞来停落在枣棘上。让谁陪着穆公去殉葬？子车家老大名奄息。就是奄息这个百里挑一的勇士豪杰，今天面对白骨森森的殉葬坑，仍然恐惧得颤抖心悲凉。那高高在上的苍天啊，我们的良人被无辜地杀害了！

诗中提到的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针虎兄弟，时人称为“车氏三良”，是当时著名的勇士豪杰，都是为秦穆公殉葬而死的。《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死，“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也是最功利的。西北少数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他们偏重物质利益，崇尚集权，质朴直接。在一个外交场合，秦昭王母宣太后竟然以床笫间的事来譬喻秦韩两国利害关系。《战国策·韩策二》说：“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崤。……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这番话其他国家的贵族是绝对不可能讲出来的。率直的秦穆公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他将宫殿命为“霸城宫”，将河流改名为“霸水”。司马迁评价秦国文化说：“今秦杂戎翟（狄）之俗，先暴戾，后仁义。”（《史记·六国年表》）秦穆公之后的历代统治者，也有着其他国君罕有的强悍气质。例如，秦孝公因为被人瞧不起而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他们效法秦穆公，确立了军事征服、霸有天下的发展路线。

事实证明，后发优势是秦国统一天下的主要原因。历史短，文化浅，礼治传统不完备，反而成了秦国发展壮大的优势。因为文化包袱轻，所以秦国在列国之中改革精神最强烈。那些老牌强国深受西周宗法制度的束缚，用人凭血缘，看门第。只有秦国君主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别国嘲笑，四处招揽人才。

百里奚在楚国以放牛为生。秦国的谋臣公子絷向新即位的秦穆公举荐百里奚。秦王大喜，想派人前去带重金迎请百里奚。公子絷说：“楚王因为不知道百里奚的才能，才让百里奚养牛。若用重金聘他，那不就等于告诉别人百里奚是千载难遇的人才吗？您可以用一个奴隶的市价，也就是五张黑公羊皮来换百里奚。那样楚王就一定不会怀疑了。”百里奚来到秦国后，马上就被拜为上大夫。秦人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羖，就是黑公羊的意思。

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的著名宰相，几乎都是从其他国家聘来的。正是这些外来的人才大幅度改革了秦国的内政外交，让这个落后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五

秦国的简单、质朴、野蛮、残酷和功利主义气质，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

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连绵不断的战乱和社会动荡，使各国精英都在苦苦思索解决这一局面的办法，并为此提出了种种方案。

诞生于鲁国的儒家学派的方案是复古，让一切都回到西周初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井井有条的局面。诞生于楚国的老庄学派的方案是“绝圣弃智”，放弃所有的文明成果，返归原始社会的“小国寡民”时代，使人们老死不相往来。诞生于具有悠久人文传统的宋国的墨家的方案看起来更具可操作性。墨家学者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它的理论以“兼爱”为核心，提出“非攻”的主张，要求天下人“兼相爱，交相利”，不要再成天为了私欲而战争。

法家文化最为特殊。学者胡克森说，法家文化有着深厚的草原文化基因。法家诞生于晋国故地，兴盛于秦国，而这两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地理特点，那就是都处于戎狄环绕之下，是各国中受戎狄文化影响最深的。法家的直接起源地在三晋，它的周围是犬戎、白狄、赤狄、北戎、西戎和狐氏。李元庆认为，晋国从立国时起，即是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戎狄民族接壤杂处的重要诸侯国，是不同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民族关系异常复杂。如前所述，与中原散漫的农业文明相比，戎狄文化具有纪律严明、上下一致的军事化作风，也具有只求物质利益、不重精神价值的直接简单。所以蒙文通说“法家故西北民族之精神”。（参见胡克森：《秦、晋法家文化之比较》）

诞生于半草原半农业区域的法家文化，具有其他中原文化所没有的残酷、简单、直接的特点。法家学派的思考，完全是围绕着君主利益这个核心，而丝毫不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法家学派认为百姓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则各谋私利，连夫妻、父子都不可相互信赖。因此民智不足用，民心不足虑。他们建议统治者从人的劣根性出发，严刑峻法，把人当成动物一样管理，只要运用好赏罚这个利益杠杆，加上严刑峻法，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就可以调动民众，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法家不相信感情，只相信利益；不相信文化，只相信刀剑。因此法家改革者所制定的法律，都异常严苛残酷。事实上，吴起的性格，最典型地代表了法家文化对人的塑造。

法家文化中确实也有很多正面因素。我对韩非子的好感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高三语文课本中那篇《五蠹》，观念新颖、语言泼辣、逻辑严谨，一下子就征服了17岁的我。韩非子的思想显得那样“现代”和“进步”。“便国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商君书》里这些痛快爽直的语言一破有史以来中国古人言必法先王、行必遵古训的迂腐沉闷之气，让人耳目一新。而这些改革者张扬自我的作风，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勇气，不避锋芒、敢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气势确实也为中国人的整体人格特征增添了许多亮色。

但是，对法家变法精神的另一面，我们也不能不有所认识。应该说，在春秋战国各思想流派中，法家文化是最不人道、最反人性的。如同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一样，法家不追求公平正义，只追求现实功利。不过，马基雅维利主义在西方诸思想流派中始终居于末流，而在中国，百家争鸣的结果却是法家思想最后胜出。

六

吴起变法在楚国的失败，在某一侧面，说明了功利主义文化在楚国的失败。因为楚国文化的气质与功利主义反差极大。

如前所述，楚文化的特点是开放性、兼容性和创造性。和秦国不同，楚国从立国之初，对少数民族就并非只有“压服”和“杀戮”之策，而是更多采取怀柔政策，所以“甚得江汉间民和”。

楚人热衷扩张，却并不致力于掠人为奴。他们明智地尊重各地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表现出强烈的人道精神。比如在大冶铜绿山的考古中，人们并没有发现在春秋战国多年的开采中，有矿难及虐待而亡的现象。

因此，楚文化远比秦文化更人道、更宽容，“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黄瑞云：《楚国论》）。而且“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容的”（张正明：《楚文化史》）。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上，开创了一个发达的楚文明。孔子周游列国，“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孔子欣然前往楚地，但是他却西不入秦。显然，秦国在孔子眼中，是一个蛮夷之地，不可能实行王道。

而秦国的功利主义气质与法家文化却一拍即合。关于商鞅变法，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商鞅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像对中原国家君主那样说“以王道”，而秦孝公昏昏欲睡。于是，下一次见到秦孝公，他“说公以霸道”，孝公大悦。这个故事说明，商鞅变法的主导思想，是放弃中原王道政治文化，而改行赤裸裸的霸道。

商鞅的思路，是根据秦人物质贫乏、文化落后、不尚礼仪、只图实利的国民性格，进一步禁学愚民，实行严刑峻法，限制工商业发展而奖励耕战。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思路明显是反文明、反文化的。商鞅变法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为主要内容，极大地激发了人的私欲。正如《淮南子·要略》所说：“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畜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在战国时代，文明不再是一个国家的护身符，野蛮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欧洲历史也有相似的规律：

德意志人确实重新使欧洲有了生气。……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

…………

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力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之前所努力达到并已经达到的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最为适宜。（《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

在战国变法中，商鞅变法是最彻底的一次大改革。商鞅全面吸取了前几次变法，包括吴起变法的经验教训。秦国通过改革，成功地提高了资源汲取能力和军事作战能力，取得了惊人的成效，不久就使秦国“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新序》）。原本长期落后于楚国的秦国，迅速与楚国比肩。

书名：《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

作者：张宏杰

书号：978-7-5455-7256-8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品牌：天喜文化

出版时间：2023年6月

定   价：78.00元

装   帧：精装双封

作者简介

张宏杰，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著有《曾国藩传》《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饥饿的盛世》《简读中国史》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内容简介

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它为复融华夏，不屈不挠；楚人开放包容浪漫，有着对美的极致追求，创造了绝世惊艳的楚文化。这里有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有精美绝伦的漆器，有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有典丽优雅的楚辞，有一代霸主楚庄王、治水专家孙叔敖、伟大诗人屈原、忠贤典范申包胥……

春秋时期，楚国大败晋国而称霸，最盛时是一个方圆5000里的煊赫大国，可谓“楚境横天下”，然而，在崇尚权诈、较量贪狠的残酷的战国时代，楚国统治集团却还保持着春秋时代礼乐文明熏陶而养成的质朴、文雅和慢节奏。当慢节奏的楚国遭遇贪狠的战国时代，其灭亡已不可避免。

本书审视“中原化”对楚国兴亡的影响，审视华夏文明开拓与融合的历程，借助考古发现和历史典籍里的记载，以奇谲瑰丽的文物解读楚国辉煌灿烂的文明，以盛衰荣枯的历程揭示历史背后值得深思的兴亡规律，完整、系统地讲述了楚国8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