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繁华喧嚣的都市，往往会成为孤独者的集散地？

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这些对个体边界的侵犯往往令人极度反感，却又无法拒绝。

我们追求个体的独立，对边界的尊重，也都渴望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现代城市不断增加的空间距离为人们提供了远离边界侵犯的可能，社交媒体和移动网络为我们实现了不与他人接触的“正常”生活。

终于，我们在城市中，在现代技术的狂欢中，获得了安全感、边界感，和梦寐以求的个体自由。

而代价是，我们也默默交出了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失去了他人的拥抱和温暖，最终沦为自己的孤岛。

德国着名记者、作家伊丽莎白·冯·塔登通过对当下生活种种细节的有力洞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无接触”的当代社会，揭示了“后现代”语境下，人们普遍孤独感的成因。

越拥挤越孤独：城市生活的悖论

编者按：为什么在人口越集中的城市生活，孤独感会越强烈？在城市中，我们能够获得更好的居住条件、更大的空间，同时，快节奏、高压、拥挤的城市生活，也唤起了我们对距离的渴望。“在某些情况下，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大城市的喧嚣中更孤独和被遗弃。”

1903年的柏林，到处都是人，对于这座勃兰登堡沙土地上发展滞后于其他地方的城市而言，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座大都市的居民数字在世纪之交时翻了一倍，短短几年中就增加到将近两百万人。这座城市中有接近一半的人生活在逼仄的小公寓里，公寓里只有一个房间有暖气，每个房间里平均生活着四个人。早在1871年，就已经有20%的柏林市民生活在被描述为“拥挤不堪”的房子里，在这里“拥挤”的意思是五个人住一间屋。1895年，有7.27%的男性“寄睡者”，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这类拥挤的房间里过夜，并且要付费。1910年前后，有70.9万柏林市民生活在这种拥挤中。而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并不是出于自愿的选择。

柏林西区的菩提树大道13号则不同，这里很宽敞，工人真实生活中的拥挤与《大城市及其精神生活》中所写的内容看上去有天壤之别。这部杂文是文化哲学家、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作品。齐美尔因继承遗产而过着优渥的生活，1901年，他成为柏林大学的非教席教授，与妻子住在中产阶级聚居的夏洛特堡区。他在1903年的一篇文章中论及密集人群中的身体接触，对别人可能过分亲近的恐惧，以及人与人之间拉开身体距离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齐美尔写道：现代人生活中最深刻的问题就在于“面对强大的社会时，作为个体的人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存在的独特性所做的努力……”这位给时代病做出诊断的人虽然自己生活的环境并不拥挤，但是他对自己所处时代中那种潜在的、可能形成威胁的拥挤有种非常准确的直觉。

从18世纪中期开始的围绕现代转型的各种斗争中，齐美尔总结出了一个根本的主题：那就是“在社会技术机制中，个体为了不被平均化（nivelliert）和过度消耗所做的努力”。齐美尔用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依然惊人且适用的说法，他提出当今社会城市化的特点是“内心性格从精神上的个性化”。齐美尔认为，只有在拥挤的城市才能实现社会发展由量到质的转变，在城市中，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同时失去了宽敞的生存空间，每个人作为一群自由陌生人中的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这一点也是因为抵御拥挤和狭窄的混乱感受产生的。因城市的拥挤，人们在擦肩而过时身体无意中接触，这唤起了对距离的渴望。个体将自我封闭起来，与外界划分界限，为的是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的反抗。对于现代的大都市而言，有所保留是典型的心理状态，“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连多年的邻居都没有见过”。世纪之交时，大都市中那些焦虑的灵魂不仅表现出疏离， 而且还有一种神经质的怀疑：“身体出于不同原因发生接触的同时， 会以仇恨和反抗的形式表现出默默的反感，以及互相之间的陌生和厌恶。”作为个体的人要避免身体接触，保持距离，以免被突然的、无法掌控的亲近伤害，或者避免自己去侵犯他人。

我们可以从“别靠近我”这种包含厌恶情绪的态度中看到柏林受过教育的市民享有的社会特权。这种疏离和厌恶体现出的是个人能够随时离开并“关上门”的自由。摆脱了乡村和小城市逼仄的现代人所得到的，用齐美尔的话说就是“自由行动的权利”，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这种自由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它既是心理上， 也是身体上的，因为“一个人并非以他的身体或他的活动直接抵达的区域为终点，而是以他在时间和空间上从自身延伸出来的效果的总和”。假如我们的精神能够伸展双腿，我们的心能够张开双臂， 那么这样的四肢所及之处就是齐美尔这段关于身体界限的话想说的意思。

齐美尔所描绘的大城市居民依据的显然并不是住在柏林威丁区那些拥挤不堪的狭小住房里的人，而是中产阶级的男性和他自己生活的环境。用现在大家描述灵活移动的可能性的话说，这个人能伸得开腿、迈得开步，他从心理到精神以及行为的发展都是因为有了自由空间，以及身处人群中时可能产生的对身体接触的厌恶。1900年前后在柏林夏洛特堡区常见的那种空间距离是一种社会特权，正是从这种特权之中衍生出了作为一种反抗形式出现的个体性。

这些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但是齐美尔的这篇文章直到今天依然给我们带来触动。产生在宽敞的夏洛特堡区关于现代人个性的观点与威丁区出租屋中拥挤的居住条件之间反差巨大，而这种反差在全世界燃起了对个体化的追求：要求空间，要求彻底摆脱乡村或家庭的桎梏，希望获得自由、变成陌生人，希望感到自己的行动是有效的！但同时也能够体验到自由的另一面：“在某些情况下，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大城市的喧嚣中更孤独和被遗弃。”个人所体会到的独一无二和反抗就是源自这种辩证关系之中。

直到今天，这种齐美尔式的“默默反抗”的态度依然吸引人，原因就在于它和居住空间之间的张力虽然奇怪，但是对人作为个体的发展至关重要。齐美尔所描述的强烈孤独感中始终隐藏着的危险被这种态度放大了。2017年11月，《南德意志报》在一篇报道中描写了居住密度的增加和大城市中的生活压力，并指出现在广泛存在的压迫感：“地方越来越小。”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到的一点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德国人均居住面积其实是在不断增加的， 到今天已经创下历史新高。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还忧心忡忡地说地方越来越小的人，从统计数据的角度看所拥有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这种矛盾所体现出的是现代人一方面由于居住条件的改善，因而与他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不断拉大的事实；但另一方面，现代人也面临着既要独一无二，又被压迫感和孤独感威胁的压力。

如今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避免难以避免的身体接触的愿望几乎是推动转变以及农村人口外流的最重要因素之一。2017年7月的一项研究结果让我们看到，齐美尔所论述的这种通过空间距离实现个性化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发展速度惊人。“世界价值观调查”对78个国家在51年中的数据进行评估，涉及居住面积、独居及离异者数字等，从中得出的结论表明，在几乎所有参与调查的国家中，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都在加强，这种价值观强调个体的独一无二，并且会使个人与集体拉开距离，个体会离开集体，离开大家庭，并导致离婚率上升。齐美尔也许会这样说：个体拼尽全力摆脱集体的束缚，为的是“在强大的社会面前维持个人的独立存在以及独特性”。只要生活条件能够允许人们稍稍拉开与他人的距离，这个变化过程就会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