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员能拯救我们吗？一次关于图书馆员与信息素养教育的对话

在这个充斥着虚假信息的时代，“信息素养”已经成为了图书馆员的口号，它不仅是一个教育目标，更是在当下数字和社会环境中的一种道德义务。然而，当社会普遍呼吁提升信息素养时，却往往忽视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图书馆员是否应该承担这一重任？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它关乎着图书馆员在学术环境中如何有效推动变革的现实考量，关系到他们工作中实际拥有的物质条件与职业机遇。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的图书馆员安珀·维伦伯格（Amber Willenborg）和罗伯特·德特默林（Robert Detmering）在他们的论文“我不认为图书馆员能拯救我们：虚假信息时代信息素养教育的物质条件”（I Don’t Think Librarians Can Save Us’: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struction in the Misinformation Age）中深入探讨了这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该论文将于2025年在期刊《大学与研究图书馆》（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上发表。文章通过与20位全职学术图书馆员的访谈，揭示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多元化的见解、实践经历以及应对策略。

为更好地了解维伦伯格与德特默林的发现和观点，Choice出版社社科版块编辑兼LibTech Insights栏目编辑丹尼尔·菲佛（Daniel Pfeiffer）与他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的对话，探讨了职业焦虑、一次性教学模式，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等关键话题。以下为这次对话的主要内容。

安珀·维伦伯格，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图书情报学硕士（MLS），路易斯维尔大学副教授兼学科协调员。她在学术领域颇有建树，尤其专注于在线学习与信息素养方面，其研究成果广泛发表于包括《大学与研究图书馆》《门户网站：图书馆与学术》（Portal: Libraries and the Academy）《远程学习中的图书馆与信息服务杂志》（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等在内的多个权威期刊。

罗伯·德特梅林，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 图书情报学硕士，俄亥俄大学（Ohio University）英语文学硕士，路易斯维尔大学教授兼研究辅助及学科活动指导员。德特梅林教授在《大学和研究图书馆》《门户：图书馆与学术》以及《图书馆管理杂志》（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等多个知名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聚焦于信息素养及其他图书馆相关议题的文章。

访谈嘉宾

丹尼尔·菲佛，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英文博士，Choice出版社社科版块编辑兼LibTech Insights栏目编辑。

访谈主持人

Q：首先，我想请你们解释一下文章标题中那句略显尖锐的陈述“我不认为图书馆员能拯救我们”。信息素养教育被认为是一种培养公众成为批判性思考者和数字公民的有效方式，那么，为何它却反而引发了你们如此多的所谓“职业焦虑”（professional angst）呢？

学科馆员（instruction librarians）常常陷入一种职业困境，即我们对信息素养教育的职业和道德使命感与实际工作环境之间存在冲突。在很多机构中，即便图书馆员备受尊重，但他们的工作却常常受限于传统的一次性教学模式（one-shot instruction）、有限的信息素养项目投入时间，以及对学科教师的既有期待。在这种环境下，学科馆员在应对错综复杂的虚假信息挑战时，虽然理论上应努力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却经常感到力不从心，难以适应现有的教学框架。

这种职业上的焦虑源于我们深信自己在培育知情公民和应对虚假信息危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却受限于物质条件，且往往感觉缺乏支持。今年，我们参加了多场研讨会和专业培训，同行们反复强调一次性教学模式的局限，并表达了将信息素养教育融入课程体系的强烈愿望。遗憾的是，尽管几十年来一直有人提出类似观点，且也有部分图书馆员已通过开设独立学分课程、利用在线工具包等创新方式试图突破局限，但问题依旧存在。

因此，尽管图书馆员的工作的确很出色，但焦虑依然存在。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围绕信息素养的宏大愿景与当前工作环境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对于那些工作环境更加孤立的图书馆员而言，这个愿景几乎无法实现。

Q：你们的文章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这样一个主题：在推动信息素养教育的过程中，图书馆员往往需要面对并克服种种物质条件上的限制。那么，具体是哪些物质因素阻碍了信息素养教学的顺利进行？哪些教学方法并不奏效？

在我们的研究访谈中，图书馆员们详细阐述了他们面临的一系列环境和个人挑战，这些挑战阻碍了他们在虚假信息教学中能给予学生的实质性指导。

毫无疑问，由于一次性教学模式在学术界根深蒂固，图书馆员受到的环境限制始终存在。在短短50或75分钟的一次性课程里，要与学生们就虚假信息及其评估展开全面且深刻的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图书馆员往往还需要迎合学院对于课程内容的预期，任何偏离标准的做法都可能破坏与学院间的合作关系。尽管他们渴望能够投入更多时间探讨虚假信息议题，但他们也深知必须优先满足学生即时的需求。试想，当一整个班级的学生都在等待着学习如何使用学术资源来开展研究任务时，图书馆员怎能不教授图书馆数据库和学术知识，却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讨论虚假新闻呢？图书馆员面临的挑战是在培养学生当下所需技能的同时，还要培养他们作为未来社会成员，面对大规模虚假信息问题时应有的批判意识。然而，一次性的教学模式似乎难以在这两个使命之间找到平衡。

回到职业焦虑的问题，图书馆员还面临着与课堂信息处理相关的个人挑战。面对庞大的虚假信息现象，他们感到力不从心，对自己在应对这一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焦虑和苦恼，他们担忧自己并非该领域的专家，却又感到有责任去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我们必须承认，有关虚假信息的讨论具有政治色彩，可能会引发学生的反感，一些图书馆员甚至在课堂上遭遇过直接的政治冲突，这使得他们在面对这一议题时更加谨慎，甚至不敢去处理相关话题。

至于哪些教学方法不起作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教学本身的不足，而在于其影响范围有限。图书馆员在规划教学课程、主持研讨会以及制作有关虚假信息的在线教程和指南等方面表现出色，但他们的影响力尚未达到信息素养运动所追求的更广泛目标。若我们的愿景是让世界免受虚假信息的侵害，那么一次性教学模式通常是行不通的。这并不是说一次性教学模式没有价值——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教会学生如何在大学和特定任务的背景下成为成功的研究人员，那么我们确实在履行职责并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如果我们像那些致力于对抗虚假信息的图书馆员一样，怀揣着更为宏大的理想，一次性教学模式显然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

Q：你们的采访已经发现了一些图书馆员用以应对上述教学挑战的策略和制度安排。你们觉得其中有哪些方法展现出了特别的潜力和希望？

我们采访的几位图书馆员，有的正在在教授自己的学分课程，有的则希望能有机会开设一学期的完整课程。与一次性课程相比，一学期的课程能够突破一些时间、学院预期以及学生需求的限制。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图书馆员可以为学生深入讲解信息生态系统和信息评估方法，并与学生建立起更深层次的关系，在展开那些可能触及敏感政治话题的讨论时也更能让学生感到舒适和信任。诚然，学分课程并非尽善尽美，但它无疑开辟了一条前景可期的道路，有望推动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并使其更紧密地融入课程体系之中。

合作是另一种很有希望的策略。图书馆员在推进信息素养工作时常常感到孤立无援，同时又肩负着教授并非完全擅长领域知识的重任。与心理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学科的专业人士合作，能够从图书馆领域之外的不同角度，帮助馆员们构建起对虚假信息更为立体、深刻的理解。

鉴于自身的专业背景，图书馆员通常倾向于将虚假信息问题视为信息素养问题，认为只要教会学生识别假新闻的特征，就能减少他们被误导的风险。然而，其他学科的学者指出，人们之所以会成为虚假信息的受害者，背后还有诸多心理与情感层面的因素。因此，我们应当加强跨学科合作，制定最佳实践策略，不仅教授学生辨别虚假信息的能力，更要将虚假信息教育纳入课程体系，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Q：考虑到一次性教学模式及其它物质条件的限制，你们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图书馆员是否应该承担起拯救我们的责任？这个问题在最近一期的《信息素养杂志》（Journal of Information Literacy）中被深入探讨，一些作者明确反对这一观点，主张图书馆员应回归本源，专注于教导学生如何有效利用图书馆资源。你们在文中简要提及了做出选择时的利弊考量，你们是否能够详细谈谈如果对这个问题说“不”将会带来哪些益处？图书馆员又将如何重塑在该议题上岌岌可危的职业形象？

实际情况表明，这两种极端的做法均非良策。我们在论文中提出，图书馆员应当彻底革新我们所熟知的教学模式，通过系统性变革减少对物质条件的依赖，如重新构想信息素养教育计划，将信息素养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然而，这种转型实施起来难度很大。

但我们也绝不主张闭目塞听，固守过于简化的教学模式，仅仅教导学生“如何使用图书馆”，即便该方法中也包含了一些对图书馆及学术界更深层次、更具批判性的理解。这就好比部分教师在课堂上拒绝承认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尽管学生们已在实践中使用AI，并渴望了解更多。我们不能忽视图书馆外的世界。

图书馆员给自己施加了成为信息素养教育引领者的压力，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太愿意在图书馆领域之外发挥作用，有必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在论文中提到，图书馆员不应为信息素养教学的现状感到羞耻——即使是在他们所教授的一次性课程中，也已经对学生产生了影响。聚焦于学生最紧迫的需求，诸如完成学术研究任务，这样的选择也完全合情合理。

然而，图书馆员仍需关注虚假信息、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信息素养教育的未来趋势，以便能够为学生和教师提供相关主题的有效支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要成为专家或引领者，或是为了彰显个人重要性，而是因为这些话题理应贯穿于我们的工作中，并指导我们如何向学生传授“图书馆”的概念。

至于这一切如何影响图书馆员的职业自我认知，情况则颇为复杂。一方面，尽管物质条件非常有限，图书馆员依然在努力拓宽信息素养教育的边界，追求宏伟且可能遥不可及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有人呼吁图书馆员应“拒绝这份工作的不可能性”，只讨论图书馆本身。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些极端，我们没有必要自我牺牲。理想的前进道路并非超负荷承揽超出能力范围的任务，但也非自我退缩。相反，我们需要与其他学科的专家合作，探索多样化的、更注重合力的教学模式，实现向外扩展。合作是我们的强项之一，应当以此为基础，构建起积极的职业自我形象。

Q：对于那些愿意积极进取的图书馆员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应该开展哪些方面的交流与对话？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对人工智能素养的担忧，是否能为倡导变革提供有利契机，还是只是加剧了图书馆员面临的已有问题？

人工智能可以为图书馆员在关键议题上发声提供一个有力的案例，但其成效最终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人工智能对话。在面对虚假信息时，图书馆员往往试图承担起全部责任——或者至少是认为自己必须这样做，因为似乎没有其他人站出来。图书馆员应当尽可能深入地（或在其能力范围内）学习人工智能素养的知识，并做好与教育工作者就该主题展开对话的准备。然而，图书馆员是否有义务主导校园内的人工智能委员会，或是全面革新图书馆的教学模式以全面涵盖人工智能知识，这显然需要依据各自机构的具体情况进行考量，但对于图书馆员而言，完全掌握人工智能素养可能并不是完全必要的。

当谈及虚假信息和人工智能这类重要议题时，图书馆员应当具备清晰定位自身角色的能力，并明确图书馆能为这些领域的师生提供哪些支持。显然，人工智能及其素养将在我们与教师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交流中占据一席之地，因为我们的教学工作应当响应学生当下所处的信息环境，无论我们的焦点在于辨识虚假信息、指导学生“如何利用图书馆”还是其他方面。

尽管如此，我们应摒弃将解决每一次变革或干扰都视为自身责任的心态。我们不可能做所有事情，我们更需要确定我们的优先事项，并据此制定实际可行的教学策略。

Choice作为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下辖的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的一个出版单位，致力于通过提供工具和服务来支持学术图书馆员的专业发展与工作。自成立50多年以来，Choice已确立其在学术资源评估领域的权威地位，同时成为了学术图书馆界备受信赖的研究出版商。如今，Choice致力于连接图书馆员、学者、出版商以及广大读者，共同推进学术信息的发现、管理与保存，以营造一个更加开放、高效的知识交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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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殷叶玲，屠淑敏

编译自/https://www.choice360.org/libtech-insight/giving-up-the-good-fight-librarians-and-information-literacy/

编辑/殷叶玲

审核/屠淑敏

签发/胡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