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开山之作《国富论》读书笔记

国富论读书笔记一

众所周知，《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开山之作。侭管其中不少理论与体系已经过时，但万变不离其宗，现代经济现象依然能被追根溯源至《国富论》所描述的各种规律，所以，以古探今，寓今于古，穿越层层的时空障碍回到美利坚合众国独立战争一触即发之前的那个年代，聆听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之父”对于经济、政治、军事、教育、宗教等领域高谈阔论，对于当前的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待方式，即从一个宏观层面，权衡各种经贸活动的利弊，从而总结出整体上有利于国民与国家发展的一系列措施。

本书的写作思路是（貌似大多数学术性著作都是如此）基本的经贸规律（或作者本人观点）+ 长篇推论说理 + 大量的实例和统计数据。有些章节可发现作者写着写着跑题了，可见其思维非常活跃，有种恨不得将肚子里的墨水都倒出来的感觉。文中援引的数据，力求精确到最小单位，可见作者论证的严谨。

于我而言，本书中一个较新颖且耐人寻味的观点是：个人的私利有促成国家繁荣昌盛、社会欣欣向荣的潜质，于是重商主义的弊端便显露无疑，因为这种体系对于自由贸易加以重重限制，违背了商品贸易流通的法则，也许对于一国一时有利，但从长远来看，该国乃至整个世界将蒙受巨大损失。而重商主义建立于贸易差额必须对本国有利的理论之上，将国与国之间的经贸活动视作“零和游戏”，在亚当・斯密看来是荒谬的。可以说，这个观点既是经济层面的，又是道德层面的，它又一次动摇了我们的惯性思维，唯利是图也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即便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精打细算，确实是推动了各类资源的良性分配，使得每一类市场都能够维持在接近或完全供需平衡的状态。

谈及新大陆的发现之前的航海探险时，亚当・斯密将这种远洋海外寻求财富的热情归因于“对于成功的几率，每个人多少都会高估，对于失败的几率，大多数人会低估。几乎每一个身体和心情还不错的人，都不可能会高估失败的几率。人类这种忽视危险并且奢望成功的心理，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以选择职业的青年时期最为活跃。这时候对于不幸的忧虑往往被满怀信心的憧憬淹没”。但正是这种冒险精神带来了新大陆的发现，所以对于个人而言，也许成功的几率如同大海捞针，但人类需要冒险家去开辟新的领域，去做从未有人尝试的事业。

亚当・斯密对于良性政策的导向作用同样重视，“一个人的个性有多好，要看一个本质上自利或自爱的人所处的形势对他自己构成什么样的必要性压力”。所以，人性是往往靠不住的，只能通过环境、制度和法律去约束。

国富论读书笔记二

《国富论》是现代很多理论的基石，是自由市场的理论基础，是分工、贸易的提倡者，是凯恩斯主义的源头，也是马克思著作《资本论》最重要的借鉴对象；同时，它还是英国乃至欧洲的经济史，也是一本探讨价值观的哲学著作。

《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讨论国家的财富的，什么是国家的财富？如何衡量这种财富？如何获得这种财富？这是三个递进的问题，通过详细的论证——更多的是哲学方法而不是经济数据——认为国家的财富是资本，资本的价值在于增值，资本的获得依靠贸易。此外还讨论了垄断（殖民地）的危害、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弊和银行信用系统的崩溃（描述了货币无限增值的危害），我们很难想象亚当斯密是如何想到这些，读的时候不得不感到钦佩。

如果没读过这本书，人们在心中大概会以为亚当斯密其人是一个崇尚自由市场的人，读了之后会发现，他相当注重政府行政的作用。比如说，英国曾出台法律收取高额关税，这种手段导致其他国家的商船减少，当时的欧洲战舰主要是靠征用民用船，所以英国实际上通过这个办法限制了其他国家的海军实力，而斯密对此政策的评价是“所有人一致很满意”。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并不是死板的教条，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用科学，反观当今社会，却有不少狂热追求自由市场的人，他们号称是追随“古典经济学”的修正派，把自己叫做“新古典主义”，和实际情况却渐渐脱钩了。

斯密毕竟不是神仙，这本书还是有不少漏洞的，如果是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发现这些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源头性的问题就是，采用了哲学推理的论证方法，这是因为在作者的年代，可用的数据十分有限，作者常说“X先生认为aaa的产量可以达到bbb，X先生是一位高尚的人，但我认为他的计算方式会导致低估，所以我认为真实水平差不多是ccc”，诸如此类，数据是含糊的，所以它们的推论往往不是那么可靠。幸运的是，在大方向上斯密从未出过错，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就不免说一些荒唐的话，比如他认为：A物品比B物品贵，似乎由此可以推论世间A的总价值比B的总价值低——他举了金和银，以及银和粮食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当然他的这个想法肯定是错的，就好比我告诉你：苹果手机比小米贵，所以苹果手机的总价值就比小米手机低——这不符合事实。

国富论读书笔记三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横扫西方世界，主流的古典经济学一筹莫展，它既无法解释萧条的产生，也不能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就在此时，“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的开山祖凯恩斯大胆抛弃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不再固守完美竞争的市场，不再视价格为具有充分弹性的供需平衡器，在价格刚性的假设下，导出了长期萧条的可能性，并提议“无所不能与仁慈的”或“聪明且意愿良好”的政府增加开支以补充私 人部门的需求不足，从而赋予政府前所未有的经济功能。凯恩斯刺激经济还另有三大法宝，即低利率、通胀和高估本币政策。
凯恩斯经济理论无疑在20世纪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从20世纪中、晚期开始直至今天也暴露了很多弊端，比如积重难返的“福利国家”、比如一直在摸石头的酷爱“宏观调控”的我国的核动力印钞机。对此，许小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有其自身的利益追求，“聪明且意愿良好”的假设便失去意义，公共政策的设计与执行就不可能像凯恩斯主义者设想的那样简单：经济萧条时增加政府开支和放松银根，过热时削减开支和提高利率。现实中永远是花钱容易紧缩难，对选票的考虑时常压倒一切，调节经济的需要反而沦为制定政策的次要因素。欧洲的福利国家就在这种政策和选票的博弈中膨胀，今天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监管的实践也说明“意愿良好”这一假设的虚幻性。政府干预自然垄断，原本应促进竞争，降低价格，保护消费者利益，结果却是行政垄断代替自然垄断，公众继续承受高价之苦。又如政府出面规范市场，原本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 结果演变为部门利益的扩张，行政审批代替了法制规范，交易成本不降反升。”这篇文章的最后，许小年写道，“斯密第一个对人类经济活动进行了理性分析，天才地论证了市场的有效性，无论今后涌现出什么样的大师，经济学家都将永远是斯密的孩子。”

这个“斯密”是何许人也，竟然上来就可以当经济学家们的爹！他这么吊，他爸妈知道吗？原来他就是写下了名著《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国富论》，顾名思义这是本研究如何使国家富裕的书。在此书中，斯密给出了国富的最重要标准，即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丰富与持续增长，而达到这一目标的直接表现是“生产性劳动者”增多和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加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如何才能加大？亚当·斯密认为首要是分工和互惠。分工这一理论现在已是深入人心，不必赘言。而“互惠”与“生产性劳动者”的增多，则都受亚当·斯密的另一伟大发现――市场那只无形的手――支配。斯密告诉我们，市场的核心是交换。交换的本质是劳动的交换。交换产生利益互惠，交换赋予劳动以价值。如果一个社会客观上承认社会中的每个人有追求私利的权力，任其自由，广其竞争，那么市场本身将寻找到自然、自由、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经济规则，社会、国家都将于此受益良多。亚当·斯密还很风骚的指出，货币只是价值的衡量尺度，尤其是以金、银为代表的“商品货币”，本身不但不产生社会性收入，还占用了社会、国家的纯收入，而那种储藏贵金属、储藏外汇的行为，只是目光短浅的表现。

亚当·斯密还被称为“自由企业的守护神”。“自由企业”这个词，在中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赤裸裸的剥削”、“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脓的资本家”。但，亚当·斯密却是反“重商主义”的。在《国富论》中，他从对开汇票、进出口限制、国际贸易奖励金制度、殖民地商业垄断，甚至工商业主们因为生产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的原因，而天然有压榨性等方面，对“重商主义”进行了研究和批驳。亚当·斯密的层次没有那么低，他不喜欢沉浸在意识形态的斗争里。他肯定人们追求私利，但坚决反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每个人都积极追求私利的前提是充分竞争，是建立平等而公平的社会制度，是保护自然人权。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经常重点提到“自然”这个词，他的这个“自然”的涵意，很象“道法自然”中那个“自然”。

亚当·斯密开创了“微观经济学”，《国富论》是本很大很全面的书，他在此书中从政治、宗教、银行、贸易、货币、分工、赋税设计，甚至教育、人性等方面，探讨了它们与经济、社会和国家富强之间的联系。亚当·斯密十分肯定节俭、勤劳等品质，反对奢侈和浪费。这些都让他与奥地利经济学派有所区别。当然，他的一些论点似乎是可以继续讨论的，比如在他的研究中很少有对经济产生的效率的关注，而不关注效率，则经济活动都只能是零和或负和的计算。

亚当·斯密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的很多话都发人深省。在谈到英国与别的欧洲列强的东印度殖民地管理时，亚当·斯密写道“这真是个奇怪的政府，他的管理人员都想尽可能快地离开这个国家，而且尽可能快地和这政府脱离关系，在他们离去而财产亦全部搬出之后，虽有地震把那个国家毁掉，也与他们的利害无关”。读亚当·斯密的书，你会发现学者理性而严密的思想，也会体会到仁者宽厚而善良的胸怀。的确，我们都是斯密的孩子。

国富论读书笔记四

首先史密斯告诉我们，他写作的目标是阐明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富裕。其中的原因并非其他国家更加努力或拥有更好的资源。对亚当·斯密来说，答案就是自由贸易。史密斯带领我们了解货币的基础以及货币交易的方式。通过物换物系统，交易时必须等待其他人想要的东西，而金钱消除了这个障碍。史密斯介绍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 他认为，价格和价值系统直接或间接地和管制机构协同，并且和市场元素相互作用。买卖自然地发生直到管理机构介入这个系统。当政府退出监管时，人才会持续努力获取最大利润。当企业主考虑长远利益时，他们才会发挥出最好的潜能。他举了一个屠夫的例子：如果屠夫出售品质坏的肉类，他的顾客将不会回来。他可能会在短期内获利，但从长远来看，最好以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出售优质产品。 市场的无形之手确保了一个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体系。史密斯承认，有些人会变得超级富有，而有些人会变得贫穷，但这对于繁荣的经济体系来说是合乎逻辑的代价。为了自由，大多数人的幸福和目标，一些不平等是可以容忍的。

史密斯回应了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 - 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指出经济体系是赢家和输家的集合。对于一个追求富裕的国家来说，另一个国家必须是贫穷。资源是有限的，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受益而牺牲另一个国家是合乎道理的。这一理论意味着各国将努力将资金和资源留在国境内，通过阻止自由兑换使资金留下，对外国的货物征收大额关税, 理论指出这些有时会牺牲自己的长期利益。

史密斯认为，允许各国进口在其境内成本高的商品，出口廉价成本的商品是有益的。从长远来看，开放边界更好，因为长期生产成本会变得较低。妨碍自由贸易会损害国家的经济体系。

同时史密斯也提到公立学校和警察等机构应该由政府管理和监管，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公共利益。

国富论读书笔记五：摘抄

在对外消费品贸易中，任何资本所能维持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数量，是和它的往返频率成正比例的。

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去往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最重要的事件。它们的影响已经非常巨大；不过，在这两大发现之后的短短两三百年时间里，还不可能看出其影响的全部内容。这些重大事件今后将为人类带来何种好处或者何种不幸，是人类智慧所不能预见的。通过在某种程度上讲世界上相隔最遥远的地区联合起来，使其相互满足彼此的需求，相互提高彼此的生活水平，鼓励彼此的产业的发展，它们的总体倾向似乎是有利的。但对于东印度和西印度的原住民来说，从这些事件中能够得到的商业利益，早已在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可怕的不幸中完全泯灭和丧失了。只是这种不幸与其说是出于这两件大事件自身的性质，不如说是出于偶然。当然，力量上的优势恰巧偏向了欧洲人这边，以致他们能在这些遥远的国家干下各种坏事而不受惩罚。而今后，这些地方的人民也许会日渐强大，或者欧洲人会日渐衰弱，世界各地人民的勇气和实力可能达到相同的水平，由此在相互之间产生的敬畏，足以震慑欲行不义的国家，使其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但是，要建立这种力量上的平等，最有可能的似乎就是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技术和改良措施，而世界各国之间的广泛贸易自然会或者说必然会带来这一切。

垄断似乎是重商主义的唯一动力

任何国家的商业资本都会自然地寻找最有利于国家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