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贪的3.5亿没了,歌手曲婉婷想回国复出(1)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一号,大年初五。

哈尔滨的街头还挂着红灯笼,零下二十度的风刮得人脸疼。那天,一条视频在网上传开了。

曲婉婷,穿着印有“中国”字样的红色运动服,对着镜头笑,说给祖国观众拜年,说七月要出新专辑,说大家可以开始预购了。语气亲切,像老朋友串门。

视频下面,评论区炸了。

“曲姐,我还能回家抱抱妈妈,你妈在哪儿呢?”

“回来吧,我家有臭鸡蛋要扔。”

“母女合唱《铁窗泪》吧。”

大量东北IP的用户涌入,留言一条比一条扎心。其中有一条被顶到最上面:“曲婉婷的歌越火,二〇〇九年哈尔滨的冬天就越冷。”

账号开通不到二十四小时,ID和头像全部清空,商品橱窗还没来得及上架,人就不见了。

从开通到消失,不足一天。

娘贪的3.5亿没了,歌手曲婉婷想回国复出(1)

曲婉婷的母亲,叫张明杰

张明杰,一九五六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

八十年代,她从基层科员干起,一步步往上走。最开始在哈尔滨市建委信访处,天天和拆迁征地打交道。

那个岗位,最容易接触底层,也最容易看清权力的分量。

在同事眼里,她是个精明的女人。短发,干练,说话做事从不拖泥带水。

一九九九年,十六岁的曲婉婷被送到加拿大留学。读的是圣力嘉学院,加拿大最大的公立学院之一,一年学费加生活费要几十万人民币。那年头,哈尔滨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年收入还不到一万元。

九十年代末,送子女出国留学开始成为某些圈子的标配。但能负担得起一年几十万开销的,绝对不是死工资。

钱从哪来?没人问,也没人敢问。

二〇〇二年,张明杰升任道里区副区长,主管征地、开发、拆迁和城市建设。这是个肥差,也是风口。

那几年正是中国城镇化加速的时期,哈尔滨的大项目一个接一个上马,土地征收、国企改制,每一道程序背后都跟着巨大的利益。

张明杰的权力,在这个位置上达到了顶峰。

二〇〇四年,哈尔滨原种繁殖场被列入国企改制名单。

这是一家老牌国企,成立于一九五二年,主要从事蔬菜、水果和粮食育种工作。一百五十四万平方米土地,承载着半个世纪的记忆。场里有五百六十六名职工,一百四十六名退休,四百二十名在职。

到二〇〇五年,原种场已经濒临破产。工资发不出,医保交不上,职工们多次到市里上访。一位退休干部后来回忆:“那时候每个月都有职工死亡,活着的人也活得艰难。”

二〇〇五年,原种场下放到道里区,由区里负责组织改制。张明杰作为副区长,兼任改制领导小组组长,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临危受命”。

她找了两个人。一个叫王绍玉,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她的同居密友。一个叫魏奇,东江科技公司的老板,她的老朋友。

二〇〇八年,原种场做了两次资产评估。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最终采用的,是下半年黑龙江源升资产评估公司出的报告:总资产一千七百五十五万元,总负债两千零二十二万元,净资产负二百六十七万五千三百元。

这个评估结果一出,原种场的职工们炸了锅。一百五十四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按当时的地价,仅土地使用权一项,账面价值就超过二十三亿元。怎么可能评估出负资产?

但张明杰不管这些。她一个个找改制领导小组的成员签字。原种场党委书记李雁拒绝签字,张明杰说:“不能因为你一人影响改制工作。”李雁问:“出了事谁负责?”张明杰答:“我负责。”

二〇〇九年七月,产权交易中心公告:原种场整体产权转让,底价六千一百六十万元。

公告里明确写了一句话:本次转让不含土地使用权。

意思是,六千一百六十万买的是原种场的牌子、设备、人员,不包括那一百五十四万平方米的地。

魏奇的东江科技顺利摘牌。这家公司注册资本只有五十万元,而公告要求的受让方资质是“注册资金不低于九千万元”。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签字仪式。张明杰坐在主位上,对在场的各方说:“我还有急事,合同已经审议过了,我们直接签字吧。”

签字仪式本来就是个过场,大家都没仔细看,纷纷签了字。

但东江公司与原种场签订的正式合同里,却赫然写着:受让全部产权和土地使用权。

签完字,张明杰迅速收走了所有合同,连合同副本都没给别人留。

在国企改制中,土地是最值钱的资产。把土地剥离出去,企业就是个空壳;把土地打包进去,六千多万买的可能就是几十亿的资产。

这一进一出,差的不是钱,是良心和法律。

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一年,魏奇把原种场的土地分几块转手。一块卖给哈齐客专,一块卖给城投公司,一块转到自己控制的先发置业名下。先发置业的法人是魏奇的妻子,总经理是王绍玉,副总是张明杰的二哥。

两笔土地交易,总金额三点四九八五亿元。王绍玉代表张明杰与魏奇签订协议,约定利益均分。

二〇一一年底,张明杰又以借款为名,向魏奇索要了五百万元。后来,她又和王绍玉一起,索要了先发置业百分之五十的股权,折合人民币九千三百一十七万元。

与此同时,原种场职工的安置款,被转入了东江公司控制的账户。按照协议,东江公司应该与自愿上岗的职工签订三年劳动合同,补缴五险一金,发放安置款。

但东江公司只发了五千零一十三万元,还剩下一千一百四十六万多元,至今没有发放。

在职职工全部被解聘,没有收入,没有医保,没有养老金。

那个冬天,锅炉房废弃了,家属院断暖了。

零下三十二度的哈尔滨,没有暖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来水管会冻裂,意味着老人和孩子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

有人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张明杰在国内疯狂揽金的时候,曲婉婷在温哥华过着另一种生活。

二〇〇九年,她签约Nettwerk。二〇一一年,她的英文歌《Drenched》成为电影《春娇与志明》的插曲,在国内开始走红。

二〇一二年,她推出首张个人创作专辑,《我的歌声里》火遍大江南北,霸占各大音乐榜榜首。二〇一三年,她登上央视春晚,和杜淳合唱这首歌。

她在采访里说,自己留学九年,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是打工所得。

但她的社交平台上,有红酒,有牛排,有奢侈品,有豪车,有豪宅。她在加拿大的生活,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打工妹。

从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十年留学,一年几十万开销。一个普通公务员家庭,哪来的钱?这账不难算,但有人不愿意算。

二〇一四年,她举行全国巡回演唱会。哈尔滨站的门票卖得不好,但演唱会当天,座无虚席。

后来有人爆料,那些票是张明杰让开发商“想办法”包下来的。张明杰还特意叮嘱:“这事儿,别让我女儿知道。”

知道不知道,有区别吗?

那些年,原种场的职工们四处上访。从区里到市里,从市里到省里,跑了一遍又一遍。材料递上去,石沉大海。有人劝他们别折腾了,说“人家上面有人”。他们不信。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八巡视组进驻黑龙江。

消息传开,原种场的几个老职工凑在一起合计了一宿。第二天一早,职工代表张国带着这些年攒下的举报材料,去了巡视组的驻地。

这一次,材料没有被压住。

巡视组的人找他们谈了话,详细了解原种场改制的前前后后。他们说完了,心里还是不踏实——这种事见得多了,谁知道这次是不是又走个过场。

二〇一四年九月,巡视组离开哈尔滨的第二天。

一辆车开进原种场家属院,带走了几个老职工。邻居们以为他们惹上了麻烦,后来才知道,那是检察机关来取证的。

九月二十八日,松北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向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报请逮捕张明杰。次日,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张明杰是在办公室被带走的。那天上午她还在开会,下午抓她的人就来了。

消息传回原种场,有人当场就哭了。等了五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张明杰的人生,从巅峰跌落。

未完,请继续阅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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