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日谍战小说《盐战》终于出版了，我写这部小说的动机和初念，发始于我参加的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位嘉宾谈到了我的家乡——重庆市忠县。他讲到，在抗日战争时期，忠县作为川东地域的盐业基地，为突破日寇的“盐封锁”战略，积极开掘制盐、冒险长途运输，向湖北前线每年供奉八百余吨的食盐，事迹可歌可泣，功绩有目共睹。
这段故事深深震撼了我。开始调查和搜集相关资料。
据史料记载，日本在侵华期间，从中国掠走最多的是四大工业原料：煤、铁、原棉、盐。
前三项不必多说，单说盐。首先“人不可一日无盐”。其次，盐在近现代工业体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以盐为主要原料的各种碱对于石油、油脂、化纤、染料、铝器等物资的生产制造是必不可少的，更何况它还能提取出制作火药的芒硝和化学武器所需的氯气等。难怪日寇在侵华期间对它垂涎三尺了。
也许，有人会发出疑问：日本可是临海岛国，海盐资源丰富，应该不会缺盐吧？又何必这么急火火地杀到中国来掠夺？
近代以来的制盐方法，是把海水引到平坦的沙滩上，用充足的阳光来让海水慢慢蒸发，剩下的粗盐再做处理就是很好的食盐了。所以从海水中提炼盐，需要两件东西：阳光和沙滩。
海水中的盐业资源开发需要高蒸发量的气候，也就是夏季炎热的天气及平坦的沿岸、海滩地势。然而日本都没有这些条件。日本四面环海，气候冬暖夏凉，无法达到提炼盐需要的气候条件。而且，日本的沿岸并不是平坦的，很难获取盐业资源。1937年的日本本土的盐产量仅能满足本国四分之一的需求，连本国居民所需都满足不了，工业用盐更需要全部从国外进口。
当时的中国虽然穷，但幅员辽阔，阳光和沙滩资源都不缺，即使是在工艺落后的民国时期，盐产量也居世界前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盐区失陷。1937年全面侵华开始，持续时间已超过千年的长芦盐场失陷。淞沪会战后，松江盐场陷入敌手。1938年后，晋北，河东，山东，两淮，湖北应城，内蒙古，浙江，福建，广东各区盐场纷纷被日本人控制。
日本占领中国沿海后，还在沦陷区沿海大量开辟新盐田，成立了大量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的盐业公司，生产的食盐几乎全部直接输送回日本本土，并且强制在沦陷区推行了食盐配给制度，沦陷区的中国人每人每月实际只有4两盐配给（平均每人每天不到7克，在缺乏肉蛋类副食的情况下这种低盐饮食是很难熬的），甚至有些地区出现完全停售的状况。
俗话讲“吃的盐比吃得米还多”，仅仅在1937-1945之间的八年里，日本实际从中国掠夺走了1100万吨的海盐，甚至超过了从中国掠夺走的粮食。
而且日寇不仅实施了“盐掠夺”，还对中国国统区采取了“盐封锁”战略，企图使中国人无盐可食、无盐可用，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
此时此刻，国民政府便紧急启动了“川盐济楚”战略，尽量依托四川的井盐来破解这一重大危机。川西的自贡，川东的忠县、云阳、巫溪等盐产基地，成为了抗日前线的供盐中心。四川的供盐量占了整个大后方国统区的50%，为打赢这一场“中日盐产争夺战”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盐战》的故事背景，就设在我的家乡——忠县。
据《忠县志》记载，忠县自战国时期以来，一直是川东的供盐中心。当年楚国为何要割取巴国的忠县、云阳等三座城池？就是因为这三座城池是产盐基地。而巴蔓子刎首留城，替民众留下的不仅仅是那座城池，而是巴国赖以复兴的盐业根基。
《华阳国志》记载，忠县设有甘井、涂井两处官办盐场，盐产远销大江南北。在历史的长河中，涂井盐场形成了“谭、任、朱、赵”四大盐商家族，并留下了“谭有钱，任漂亮，朱满仓，赵前程”的乡间谚语。后来我在《盐战》小说中，将“谭姓”改成了“钟姓”。 这四大盐商家族一度左右了忠县的政商两界，掀起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
在中日盐业战争期间，忠县涂井、甘井盐场增灶扩产，除了保障本地民众用盐，还向前线供送食盐近千吨，实在是功不可没。仅涂井一处，盐业生产之繁茂，通过以下数据可见一斑：全乡有熬盐工175人，担水工190人，挑水工350人，背柴、挑炭工1100人，共有盐业工人1800余名。
正是忠县这样的一个个盐业基地，撑起了抗战期间国统区的“半边天空”。
书名：《盐战》
作者：李浩白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品：酷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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