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一

抽空又扫了几眼《万历十五年》。才买了一年多，但已经是第三次看了，真是好书。看了这个，觉得以前学校里看得那点历史课本，都白念了，那些课本中的所谓的历史，所谓的历史人物，仿佛三流电视剧或三流动画片，人物都是被固定下来并夸张处理，忠、奸、善、恶、智、愚、清、浊......

张居正、海瑞、戚继光、万历皇帝......这些在历史课本中出现的角色，在《万历十五年》中一一出现，看这本书，就仿佛在亲历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苦恼，他们的梦想，他们的野心，他们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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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万历十五年》）

不管判断什么，都可以以“道德”为武器，看不惯谁，罪名找不到好办，从道德上出文章。

还有很多都是琐碎的事，张居正父亲死了，可张居正是身居要职辅佐皇帝的重要任务，他应该不应该去辞官守孝？于是，儒家的一堆大道理就又来了，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

形式高于一切、道德高于一切，道貌岸然的儒教建立起了一套完美的表面世界，同时大家在潜规则下继续尔虞我诈贪污受贿结党私营，一套儒教理论，一套潜规则，两者互不干涉的组成了这个封建王朝。

鲁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说的真好，鲁迅就不信这套。“仁义道德”，哄小孩儿哪，你们不还该干嘛干嘛么。

可是，偏有人看不见潜规则，天真的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儒教理论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比如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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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中，写海瑞那段很有意思。

海瑞，清官，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政府的廉洁形象的“形象大使”。

可是海瑞漠视潜规则，也是政府的眼中钉。

政府又要表彰他，暗地里又不希望出现这种人，对这种人，辞不得，留不得，真难办，最后政府给海瑞安排了一个没有实权的“高官”，希望让他老老实实的作“形象大使”，偏偏海瑞拧，假装辞职：这个官位的工作很简单，可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很难完成，实在没什么能力，我辞职好了。实则要挟政府：你们敢辞我吗？我是超级大清官，是你们的“形象大使”，你们把我辞了，舆论可对你们不利。不辞，就老老实实给我个有实权的位子。海瑞，你也够精的啊。

可是海瑞也只是这种小地方精明，他缺乏一种大范围上的智慧，他看不到这个王朝的症结所在。儒教统治的王朝，表面上奉行一套理论，实际操作执行另一套方法，可是海瑞看不到这点，他单纯地希望将世界改造成像儒家表面的理论所宣传的那个乌托邦世界，他无视潜规则，也要破除别人的潜规则，让所有人尴尬，却又不能说出口。

海瑞死了，“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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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讪君卖直”，是看这本书学到的一个词。讪，没查过词典，估计是欺骗的意思，欺骗皇上，把正直当商品卖掉——故意作出一幅忠臣的样子，力排众议以死相谏，将自己的“正直”做一次赌博，做一次投资，失败了，大不了被贬，大不了被杀；成功了，一代功臣，弄不好还来个万古流芳。书里写的不是海瑞，以海瑞的品行不会干这种事，但不能保证其他人不这么做。

讪君卖直......很有意思，以前从来没想到过会有这种东西。学校的历史教科书把每个人贴上了标签，这个是忠臣、那个是奸臣......其实，谁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二

以前对《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论述。当黄仁宇描述着一场杂乱无章的古代战争时，难以置信的统计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谬，远远偏离了我对智勇双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黄把中国形容成一个庞大的以礼仪统治的国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则是模糊和杂乱的。具体到基层州县，政务中充满了模糊的统计数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报告。

再读时，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在我的头脑里大打折扣。黄无疑夸大了道德规训（抄一个福柯的词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对地方的控制——很难想象这个由庞大税收养活的王朝没有能力进行严格的税收，并把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力深植到地方。

===官僚体制：君子如何可以不党？！===

再读的亮点是关于官僚体制。根据黄的描述，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必须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讲到张居正时，黄说张的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择的，因为他面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择，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是政治谋生手段，是自保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中国的选官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举取士，只有加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权威，使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在选官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力量的聚合现象，即一个个体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实体以在竞争中获得机会。但这只是选官阶段，只是仕途的门槛。

既已成为进士，有了公务员资格（当然，在考取公务员资格过程中，古往今来，作弊一直是屡见不鲜的超体制行动），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迁机会，其评价途径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员会被斥退或强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奖从何而出？升迁的名单如何确定？想必不是件非常公开的事。就象今天的选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人大开过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闻联播里念名单的时候，我每每觉得他们是刚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大圣。

没有简明可操作（如科举一般）的程序，单个的官员永远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混沌而充满风险和竞争的体制中寻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结党。虽然圣人说“君子不党”，但君子要想实现“治平”和“升官发财”的理想，不党恐怕是不成的。

中国历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无数轮回组成。惊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戏剧性的内容。于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党同伐异、相互攻击和权谋妥协，一其始终。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小民仍颂之为人民公仆，斗争是永远无从与闻的。

===鲁棒性？社会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到底来自哪里？===

黄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数字化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贪污腐败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不过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马上得天下，怎么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这就牵扯到一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性问题。在自动控制理论里面，听说有个叫做“鲁棒性”的东西，指的是某样东西的抗冲击能力、自我稳定力。吏治腐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到国体根基，社会体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吏治腐败、而保持自身的稳定性？

记得十几年前，天真的学长们走上大街，到处张贴标语如：“卖掉奔驰，还我钞票！”历史于是又一次证明，使中国社会保持稳定（或破坏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铁和血的“仕大夫”。

===黄仁宇VS.吴思===

黄显然把帝国的体制看得过于单薄了，更需要考虑到的是，体制的对立面是零散势单的无数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这个体制已经自发形成了某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无政府状态，用吴思的词，这些就是“潜规则”。

古往今来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相信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礼。这种错觉掩住了无数双有穿透力的眼睛。

吴思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暴力左右的社会，由一个个、一层层暴力集团统治。我认为，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发现了“潜规则”，这一重大发现的意义对中国而言肯定超过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况且好象这个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鲁迅曾经讲他一个朋友看史书，从字缝里只看出“吃人”两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帅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仪。

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现实，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达尔文理论的潜规则，实则这些潜规则才是支配中国社会结构运作的真正幕后老大。所以即使如黄氏笔下所描述的，万历皇帝因为立储问题与群臣交恶，消极怠工而使官僚机体败坏。整个帝国的真正规则，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从善恶性质讲，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万历的行为可能只会给规则的运行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

结党依旧，贪暴依旧，买官卖官依旧，上京开会上供跑官依旧，只是外部环境更宽松了而已。何况那时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会出车祸死在路上，想搞性贿赂也不用非得自己献身，成本实在低多了。形势一片大好。

===黄仁宇皈依韦伯===

黄的自传《黄河青山》，读过两遍，每次都是在他开始讲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打住，后面的数页曾帮我一次次入睡。这许是因为我更喜欢看作为国军军官的黄先生的故事。在抗战期间，读大学的黄投笔从戎，之后在中国南方的偏远地区打游击（游走也许更贴切），跟总部失去联络，带着一帮衣不蔽体的饥饿士兵在旷野中跋涉了半年。我猜想这段郁闷的经历给黄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人对军队和战斗的控制能力，使书生的他惊诧而至于忿恨。他所说的数字化管理，如果没记错，应出于马克斯·韦伯的“簿记式管理”，可以想象，脱下军装读博士的黄先生在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该是多么的兴奋。也不管韦伯所说的这个是公司管理，即使是与明朝同一时代的西欧国家的政府也不曾有过，何况中国？

（完全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对应物的。资本主义从西欧产生，然后铺展到全世界。而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苏联五种社会模式的蹩脚注脚，围绕它的时间地点的争论，是一场多么搞笑的学术闹剧！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中国那么多历史学家，又是出书又是评职称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开心得不亦乐乎！）

如果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数字化管理”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帝国的崩溃过程，其荒谬程度可以与“关公战秦琼”比肩。更没法解释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清，又怎么存活数百年。（MD，封建又是个我不能容忍的伪命题。）

不是用历史去发现、质疑理论，而是将历史活生生地阉割后去注解理论。这么不历史主义的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手笔，而大一时的我还曾经那么崇信他。。。毕竟是个丫头片子啊。。。

===由此想到的中国学术===

吴思能发现潜规则，一定是从他对中国土匪，以及小民在乱世的生存选择的研究中获得的灵感。中国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就是制度的历史”，继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层建筑范围，再缩小到对官制的研究，所以估计是没法象他这样独辟蹊径了。中国人的学术创新能力是怎样被束缚的，可以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发现他也写过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关于这本书，王没什么高深见解，只是朴素地举了个反例。他说，中国要真用数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跃进时，卫星上了天，经济和生产可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变中国的机体运行环境和模式，生搬硬套来的东西全都靠不住。钱锺书说，西方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呵呵，是之谓也。

不管怎么说，〈万历十五年〉还是一部好书，因为我读的时候强烈愉悦，它带给我的启发层出不穷。作者读史的视角和纵横摆阖史料的能力真是太强了！批评他，我多少有点黄口小儿的感觉。不过关注经济时代，批评也是增长点啊——以此乱糟糟的文字向黄先生致敬。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三

<一>

《万历十五年》的名气很大。初拿到书翻翻的时候却被吓跑了一阵子。作者黄仁宇最初是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因在史料中浸淫多年，于始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 我自知对历史的功底实在太有限，尤其是一翻书序就谈及财政制度方面，不禁生畏，把书置了几日。直到一天静心翻开细细读来，才发现它并非我以为的是艰深晦涩的史籍；相反地，连我这个“历史白痴”读下来都十分畅顺，而且很有阅读快感。四天时间读完第一遍，再细想其中的网络情节，对作者运斡的笔力十分佩服。

中文本由作者亲自译写，远离祖国三十余年，用语反而有古朴遗风，十分典雅。读的过程我感到十分有录下这“只言片语”的必要：既有“天语纶音”、“骏马驯象”的雅，也不乏“元哭王唱，姜辣李苦”这类的俗；不仅增长史识，也略享语言之美。而且摘录词语与以往的抄录段落又有不同——更加随心所欲，不拘一“段”，再读几遍，这“词录”便是穿起会意之帘的粒粒圆珠。

<二>

《万历十五年》采用的是“聚焦”的写法 。万历十五年，这个春寒料峭的公元1587里发生的林林总总，看似平淡无奇，却已为大国本朝的衰颓埋下了伏线。怠政罢工的万历皇帝、厉行却悲剧收场的张居正、尽心帷幄的首辅申时行、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清高矛盾的哲人李贽……某一年，某一人。这种切入笔法细微得很，但牵动全文的是一条张驰自如的线：牵出这高拱、郑贵妃、邹元标，牵出耕织伍旅、财贷制度、民德风俗，牵出官场的阴与阳，皇尊的欲和权。合上书后我鲜明地感受到这里边里承外合、互文相应的妙处。另外，作者的立足点绝不仅仅止于明代这一断截面。横向，放眼全球各国崛起的活动；纵向，亦有自古到今的讽喻思考。“以短衡长，只是我们各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何谓“大历史（macro-history）”，作者已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见附录二）中讲述得很清晰。

无论是字里行间的透露，还是自序、后记中的直抒，黄老批评的火力集中于“道德代替法律”这一点。说这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因最近在追看CCTV的《贞观长歌》——我对李世民的“至善近伪”很是怀疑，却在几位近臣岑文本、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的演出中感受到了斡旋、暗斗、统筹的快感。这朝廷之上的明与暗、阴和阳，竟然巧合地在不同的时空里，在我的阅读和视听世界巧合地相逢了。

再从表面上“地方官——京官”的人事结构来看，“技术－行政－道德”已见分野；追溯而上乃至权力最高层的天子——九五之尊也不过是神秘力量的化身，须以全天候的道德礼仪昭显神威、表率天下。【当皇帝就很爽吗？！】

在我们这个自古以“礼治”为尊的国度，无论是从民风敦朴的先秦、“礼崩乐坏”的春秋，还是将四书五经、经典史籍阐释到极至的唐宋，直至看似已被我们摈弃了大部分“传统”的今日，传统道德力的渗透力也不可能消弭殆尽。只是，存在了几千年的传统道德，到那时到这时已然变味多少，走样多少？它就像是国家机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零部件，历经磨损、更新、改造、变形……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这种格格不入的维谷情状，在明代的万历十五年已经十分鲜明。无怪乎这书也能称作“大失败史”。读史鉴今，与其胡妄抨击现今社会的沦丧，不如配合历史、民族的本位思考，我想发出来的声音会有份量许多。

<三>

如果说读《万历十五年》有资讯知识的收获的话，我更认同于它给我带来的是一种乐趣的启蒙，一份严谨学术态度的浸染。对于历史一向是畏而远之，虽谙知史明智却始终惮于历史教科的枯燥乏味，一直未有自觉涉猎；，《万历十五年》是令我喜出望外的阅读艳遇。接下来的读书单里，黄老的著述自一一不肯放过了。贪心之余又想：如果黄老能写多多些朝代的历史，那该多好呀！但是细想这样的想法也似乎不对。

黄老是扎扎实实从史料中来，更有横纵向的大历史观察积淀，才发出自己的独特观点来。一方面是怀疑精神、决不人云亦云的可贵；另一方面，史家众说纷纭，在读者涉猎多家论说，形成自己的立场之前，也只暂且说是一家之说，真正的、最后能够说服自己的立场形成，也只能让读者自己去猎遍去思索了。为什么万历十五年在明朝、在历史学家的眼里会是如此关键？这1587年的各制度名目各道德风俗，在前朝有何渊源，在后代又是起何影响？……所以接下来的阅读，各家明代史、各朝代史乃至全球史，也无不应包囊其中，以求比照探究。

这也印证了T老师对我的“不可理论先行、不可立场先行”的告诫，观点、立场应由事实的堆积应和中来，由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中来。黄老从明朝的税收财政制度研究起步，（是进而探究与之关联的田耕、民贷、律法、军事塞防、道德传统、官场规则、皇权戒律……直至明朝上下、前朝后代，再放眼全球景况……其大气度令人仰止，学术之严谨更值得称道。

所以，对于读者来说，“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渔。感谢这位启蒙老师。愿这位可爱的老先生在天堂静享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