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明在外表上看来极为相似，不仅体现在衣食住行和文字律令，也体现在精神层面的佛教信仰和儒家礼仪。但当两个文明逐步向现代过渡之时，却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日本很快就完成了自上而下的、令人诧异的变革，而中国却在守旧与进步之间步履蹒跚。两者的表现与各自的现代化起点，即“封建制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
众所周知，“封建”一词意为“封藩建卫”，在汉语中原指周天子将“王土”封赐给臣下或宗亲，待到西方“Feudalism（封建）”一词传入之后，“封建”逐渐转变为指代“中国古代（1840年以前）”的名词。而其原意则愈发模糊。追根溯源，“Feudalism”既然指一种以分封为特征的政治制度，严格的等级制度是其核心之一。这种等级制度可见于欧洲中世纪，也体现在日本的幕府统治时期，但与中国古代社会有不小区别。
中国古代自秦汉以降，强大的中央使得“封藩建卫”以“拱卫王室”的意义已不存在，汉武帝“削藩”、“酎金夺爵”之后，分封制事实上已经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所摒弃。少数几次“裂土封王”均转变为大规模的王室叛乱，如“八王之乱”“靖难之役”等。各级王侯之间不存在隶属和义务，爵位高低更多地体现为荣誉，所有贵族全部臣服于皇帝，俸禄也由中央一并拨给。即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侯之间等级模糊，社会大众之间亦是如此，虽有四民（“市农工商”）之别，但身份并不固定，类似明朝“军户”、“匠户”这种身份世袭不变的情况只是少数。四民可以通过努力个人努力改变身份，“科举”即是下层人民上升为显贵的最为人知的通道之一，商人虽然被排在四民之末，在某些朝代也受到严格限制，但任何时期都不乏富甲一方的巨贾，其权势毫无疑问远在普通农民之上，甚至能够左右一地政治。简而言之，古代中国社会贵族平民虽都被分为三六九等，但身份更加模糊，社会阶级弹性更强。
相比我国，日本古代对“封建制”的阐释更加典型，也更接近西欧所谓的封建制。人类文化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成名作《菊与刀》中提出，古代日本是一个僵化、停滞的社会，森严的等级制一直是其主旋律。各地受封“贵族诸侯”（大名）并不具有“拱卫王室”的意义和责任，而是幕府对有功之臣的褒奖。幕府手中缺乏足够的贵金属货币，力量也不足以扫平所有藩阀，只能以土地及土地上附属的人口作为酬劳和俸禄。此一分封自上而下，直至没有土地的低级武士。在德川时代，日本社会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幕府不仅将身份固化，并对各阶层成员的日常行为作了详尽的规定。商贾处于最低等级，受到种种苛政制约，并被多如牛毛的捐税盘剥，甚至连穿戴、雨伞以及婚丧时的费用都有明文规定。关于农民，虽然幕府规定土地不得转让，但实际上也意味着农民被拴在土地之上，世代供养大约两百万之众的贵族寄生阶级。据说德川幕府时代赋税接近百分之四十，世纪缴纳时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武士与其他三个阶级不同，它从领主处领取俸禄（俸禄也是世代不变的），实际上是贵族阶级的打手，而不属于“庶民”。在古代日本，平民与贵族各处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之内，每种社会结构又各有一套从上到下的法令、规则、统治和相互义务。两种社会结构之间的人有不可逾越的距离。
上述中日古代文明的结构性差别决定了两者在现代化中的表现。尽管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但更具弹性，社会流动性更强的中国传统社会对新生事物的包容能力，以及对外来力量的抵抗力要比僵化的日本社会强得多，反而使社会变革来的更晚，也更艰难。
我们总是认为，日本民族学习能力很强，这固然没有错，但却没有注意到，日本人同时也非常善于改造外来事物。鲁思·本尼迪克特说，“尽管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文化”，但“日本从一开始起就没有照搬中国的无等级社会结构”，并“将从无等级的中国吸取的生活方式，改造成适应其自身的等级制文化”。日本既然是我们最重要的邻国，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而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成名作《菊与刀》则是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读的作品。
来自: つらじゃ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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