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摇摇欲倾的大清帝国在萧索秋风中抖瑟着，义和团运动犹如燎原烈火，燃遍了整个华北大地。

西方强敌们摩拳擦掌，准备将这个拥有数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豆剖瓜分，而后像饿汉那样一口气将其吞下肚。

在皇城根王府井大街的一座宅屋中，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对已经烂到根底的清王朝忧心如焚。他又患上了疟疾，求医多时未果，国家的命运与久治不愈的病痛令他寝食难安。

一日，有位谙习医道的友人告诉王懿荣，唯有北京菜市口西鹤年堂的“龙骨”方能治愈他的痼疾。药买回来之后，王懿荣对“龙骨”仔细检视了一番，究竟是何等神药如此灵验？孰料这一检视，犹似石破天惊，开启了学术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王懿荣蓦地发现，“龙骨”上刻画着各种扭扭曲曲的符号。他满腹经纶、精通金石考据，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种类似先秦籀篆的失传文字。王懿荣买下鹤年堂药店中所有的“龙骨”，并重金求购，把六文钱一斤的“龙骨”大幅抬价到一个字符价银二两五钱。不日，山东古董商范维卿携带大量刻有字符的“龙骨”前往王府求赏。

王懿荣对“龙骨”上的刻符进行研究之后，振奋地宣布，他找到了一种消失了三千多年的古文字——殷商甲骨文！

这不啻是破天荒的发现，旋即震撼了整个学术界。

正当王懿荣为此废寝忘食，准备刨根究底之际，庚子国难发生，八国联军大举犯京。慈禧仓皇西遁，逃走前指定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让他抵御凶狠的外敌。国难当头，临危受命，王懿荣不得不含恨抛下手中的甲骨文，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此天与我以死所也！”

在保卫东便门的战斗中，王懿荣率部殊死拼杀，终究不敌西洋的长枪巨炮。王懿荣决定以身殉城，书写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绝命词之后，毅然吞金二钱，不死，又服毒，仍不死。敌军已冲进城，大肆屠掠。王懿荣回天乏术，愤而携同妻子谢云鹤、儿媳张允淑投井自杀，悲壮殉国。

在那个苦难深重的乱世年代，即便是皇亲勋贵都已命不保夕，更遑论学术研究。王懿荣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但是王懿荣开启了甲骨文巍峨殿堂的大门，从而唤醒了一个沉睡了三千多年的古老王朝——殷商王朝。其后刘鹗、孙诒让继续追踪王懿荣的足迹，及至“甲骨四堂”（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研究著作蓬勃而出，终于形成了甲骨学。

王懿荣无愧于“甲骨文之父”的称号！

由于王懿荣等甲骨文研究先驱的努力，世人不再单纯依赖史传文献的断编残简，而是可以利用殷商王朝的第一手史料，对这个王朝进行不断剖析。殷商王朝的历史脉络日渐清晰，昔日的辉煌得以鲜活地重现出来。

 

第1章

玄鸟传人

产自鸟卵的殷商始祖

简狄吞鸟卵而生商的神话

根据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殷商始祖——契大致生活在唐尧、虞舜、大禹之际，是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契的降生很传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的生母简狄，是有娀（sōng）氏之女，帝喾（kù）的次妃。一日，简狄与两位同宗女子，“三人行浴”（三个女人去洗澡），在野外见到玄鸟产卵（玄鸟就是飞燕）。简狄可能有点饿，捡取飞燕所产之卵吞食下肚，结果怀孕生下契。后来，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册封于商，赐姓子氏。契的部落就以地为名，号曰商族。

简狄吞鸟卵而生商的神话，在先秦典籍中屡见不鲜。如《诗经·商颂》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屈原《楚辞·天问》中也写道：“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商族就被视为“玄鸟传人”，载入《诗经》和《楚辞》。

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一版卜甲中，竟然出现上玄下鸟的一个合文（），这是卜辞中的孤例。这版卜甲的年代是商王武丁时期，刻有卜辞十七条，其中第十条说：“辛卜，贞：往。疾不死？”意思是向玄鸟祭祀，祈求玄鸟神灵的佑护，保佑病患不死。

古之人不余欺也！动人而又神秘的玄鸟生商传说，得到了考古文物的实证。

感生神话与图腾崇拜

一个即将闪耀历史的伟大民族，竟然由一粒寻常的鸟卵孵化出来。这绝非后世某个人醉迷时的胡编臆造，而是上古社会反映人类起源的一种感生神话。

正史中记载，上古帝王或圣人的降世往往伴生着奇异的征兆，通常称之为感生神话。感生神话所感之物大都是动植物，以及雷、电、星辰、日、月等自然现象。比如黄帝之母附宝在郊野看见闪电环绕着北斗七星，受到惊吓而怀孕；颛顼之母女枢看见北斗瑶光之星，贯月如长虹，飞入腹中而怀孕；唐尧之母庆都在河边游玩，与一条赤龙交感而怀孕；大禹之母脩（xiū）己见流星穿越昴宿，在梦中与流星交感，又吞吃神珠薏苡，她拆开前胸而产下大禹；周人始祖弃之母姜嫄踏着巨人的足迹，腹中颤动而怀孕；等等。

感生神话是远古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反映出蒙昧时代的原始先民由于对生育现象无法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因而对人类起源产生的一种美妙的朦胧假设。

感生神话很多与部落或氏族的图腾崇拜相关，有的能与出土文物相印证。如庆都感赤龙而生陶唐氏之君帝尧，赤龙就成了陶唐氏的图腾。夏朝时，帝尧的后裔被称为御龙氏，就源于陶唐氏的龙图腾崇拜。山西陶寺遗址是陶唐氏的文化遗存，此处发现了彩绘蟠龙纹陶盘，盘内朱地彩绘一条蛇形龙，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龙图像。这是对庆都“感赤龙交”而生尧传说的最好诠释。

简狄吞吃鸟卵感生殷契的传说，反映了早期商族中曾经盛行鸟图腾崇拜。从殷墟甲骨卜辞中，也可以寻觅到早期商族鸟图腾崇拜的蛛丝马迹。

商族与玄鸟的不解之缘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有一个叫王亥的人，两手抓住一只鸟，在吃它的头。

这个行为怪诞的吃鸟人王亥是谁？

他就是卜辞中的“高祖王亥”，商族发展史上一位极为关键的人物。

亥，在甲骨卜辞中像一只被剥净了皮、浑身滑溜溜、正要下油锅的猪。但是“王亥”二字连写时，“亥”的字形从鸟从亥，亥字上冠一鸟。有时“亥”还跟“隹”（燕之类的短尾鸟）组合成“萑”“崔”等字形。这说明作为殷商民族的先祖，“王亥”与鸟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

《山海经》中的王亥与卜辞中的王亥，不但名字相同，而且形象也相近。

在商王康丁时期的一版甲骨卜辞中，王亥的“亥”头上站立着一鸟，鸟头上还有一只手，作捕捉状，准确无误地诠释了《山海经》中的描述。

两者之间的不谋而合，绝非简单的巧合。这不但说明了早期的商族是一个食鸟部落，以捕食鸟类为生，而且与简狄吞鸟卵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王亥食鸟头、简狄吞鸟卵，都是商族渴求获取自然神力的一种表象，很明显早期的商族中曾经盛行着鸟图腾崇拜。

商族与玄鸟结下不解之缘，他们对鸟类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在于省吾所著的《甲骨文字释林》中，“隹”部下的字共108个，居所有动物类部首之冠。“隹”部中与祭祀有关的字有11个，更是其他动物类部首所不能比的。

殷墟出土的器物盛行鸟形纹饰，如为数甚多的鸟形酒樽、鸟形玉制品等器物。鸟类形象多见于礼器，可见对鸟类的尊崇成为商族宗教祭祀观念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而这些应该与早期商族中流行的鸟图腾崇拜相关。

商族来自何方

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夏大地上生活着众多的不同族群，各有各的风雨和灿烂，如同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按照严文明“重瓣花朵”模式所说，黄河中游地区是华夏族的中原文化区，黄河下游地区是东夷族的海岱文化区，黄河上游地区是西戎部落的甘青文化区，华北燕山地带是戎狄部落的长城文化区，长江中游地区是苗蛮族的江汉文化区，长江下游地区是百越族的太湖-钱塘文化区。

华北燕山地带的戎狄部落是商族的族源之一。契的母亲简狄来自有娀氏。根据《淮南子·地形训》记载，有娀氏在不周山以北，有二女，长女叫简翟，次女叫建疵。这里的简翟就是简狄。不周山在中原的西北方，也称为幽都之门。东汉高诱说，幽都在雁门以北，也就是今天山西右玉县附近。所以，殷商始祖契的母族有娀氏当生活在山西西北、内蒙古岱海地区，以及河北北部一带，是戎狄部落的一个氏族。

有娀氏可能就是有戎氏，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那时，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以至于司马迁说简狄是帝喾的次妃，但契却不是帝喾的亲生儿子。

契的降生，可能有一段难言的隐情。

《史记》中说简狄等“三人行浴”，“三人行浴”这四个字可能暗含淫乱的意味，是母系氏族社会族外群婚的真实写照。母系族外群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母系血缘的族群之间进行婚配，大多以男女野外媾合形式进行。这就是“简狄吞鸟卵而生商”神话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可能是简狄“行浴”时与某人野合，之后便怀上契。

这样的神话后来也广泛流传于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如扶余、高句丽、鲜卑。《高句丽好太王碑文》中就称，高句丽族的始祖邹牟王（朱蒙）是天帝之子，母亲是河伯女郎，剖卵而生邹牟王。甚至到了明末清初之际，在满洲族中也流传着相同的始祖神话。皇太极远征黑龙江时，一个叫穆克希克的虎尔哈人给他讲了祖先的故事。他的先辈们世代居住于长白山脚下的布勒瑚里湖，父老相传，三仙女恩古伦、正古伦、佛库伦来布勒瑚里湖洗澡。佛库伦捡得一只神鹊衔来的朱果，含在嘴里，吞下肚，就怀孕了，生下布库里雍顺，他就是爱新觉罗氏的祖先。

穆克希克与司马迁相距将近两千年，他生活在远离中原的黑龙江偏僻之地，几乎不可能读过《史记》。但在穆克希克的故事中，除了佛库伦吃的是朱果，而不是鸟卵，其他的与《史记》中记载的简狄生商基本相同，有点不可思议吧。

这是因为商族与扶余、高句丽、鲜卑、女真都出于北方戎狄系统，他们都在讲述一个相同的祖先故事。

除了北方戎狄部落，黄河下游的东夷族也对商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司马迁称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说明有娀氏与帝喾联姻过。

帝喾何人？高辛氏之君也。

史书中记载，帝喾高辛氏为东夷族的先祖。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少皞又作少昊，是东夷族的首领。《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帝王世纪》曰：“少昊帝，名挚”。而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帝挚是帝喾二子之一。以此推断，少昊为帝喾之子。

东晋王嘉《拾遗记》中也记载：“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也。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少昊、蚩尤都是东夷系统的传说人物，所以帝喾与东夷族应当有着千丝万缕般的关系。

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夷族的势力范围向北扩展到河北一带，与燕山地带的戎狄部落频繁往来，两者之间互相通婚，这是极为正常的事。所以司马迁说，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帝喾的都城——亳，处在东夷族与华夏族两大集团的交会地带，后来成了商族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史记集解》中说：“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成汤将都城迁至亳之后，商族势必与邻近的东夷族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史书上的“从先王居”就是将契视为帝喾的儿子，这说明商族文化与东夷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

早期商族的鸟图腾崇拜，应来自东夷族。

东夷族是个典型的鸟图腾崇拜民族，东夷集团的核心部落——少昊（皞）氏以凤鸟为号。少昊（皞）氏之君叫挚，挚就是一种凶猛的飞禽。官名也以鸟禽来称呼。少昊部落则是由二十四个崇鸟的氏族构成的。

商族也盛行鸟图腾崇拜，这并非偶然。《史记》中有简狄吞鸟卵而产契的传说；《山海经》中也有王亥两手抓鸟食其头的记载；卜辞中有“高祖王亥”从鸟从亥的字形；甚至连无血缘关系的帝喾，也成为殷商祭祀的祖神之一——《礼记·祭法》中记载，“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诸如此类可证明商族身上有深厚的东夷文化烙印。

这个曾经盛行鸟图腾崇拜，与北方戎狄和东夷族均有密切关系的商族，是如何由一个北方燕山地带原始落后的母系氏族，进而主宰中原，建立一个长达六百年的青铜王朝的？

除了北方戎狄文化和东夷文化，殷商文化的最终形成还与中原地区的大司空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和燕山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关。

 

流共工于幽州

共工氏是谁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商族的一支远祖就生活在富饶的豫北冀南平原上。关中至豫西一带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区，通常称为“典型仰韶文化”。随着华夏先民的不断流徙，人们分散到核心区以外的广大地区，发展出几个地方变种，其中在豫北冀南平原的是大司空文化（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700年）。大司空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安阳、新乡一带，日后这里成了殷商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王畿。

豫北冀南平原的富庶造就了定居者的强大，承继大司空文化的后冈二期文化（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200年）分布范围急剧扩大，东起山东菏泽，西至河南济源，北抵冀中的子牙河和滹（h$）沱河，南达开封以南，与环嵩山地区鼎盛一时的王湾三期文化相接。

约公元前2200年，鼎盛的后冈二期文化突然在豫北平原消亡了。而在辽西、内蒙古东南、冀北一带，崛起了文化内涵与后冈二期文化极为相似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几乎是同时间的一兴一亡事件，其中必然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考古学家认为，后冈二期文化沿着古黄河河道向北迁徙，在燕山地区，与西进的辽西红山-小河沿文化相碰撞，产生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尊形鬲被认为是后冈二期文化与红山-小河沿文化杂交的产物，除此之外，其他的器物类型均可在两种文化中找到原型。

后冈二期文化千里北徙反映的是“流共工于幽州”的历史记载。后冈二期文化可能与史传中的共工氏相关。

在黄河流域中下游，与后冈二期文化并立的有豫中环嵩山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与有崇氏相关，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与陶唐氏、有虞氏相关，海岱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与东夷族相关。共工氏与传说时代的尧、舜、鲧、禹同时。共工氏后来发展为春秋时期的共国。郑庄公的弟弟段发动叛乱，最后被剿灭于共。共国，位于今天河南新乡辉县市。可见共工氏位于后冈二期文化区内。

据文献记载，共工氏在当时称雄一方，横行一时，剽悍好战伐。与中原英豪尧、舜、禹，甚至五帝之一的颛顼都爆发过激烈冲突。《尚书·尧典》说“流共工于幽州”，这个“战斗的民族”最后被驱逐到遥远的幽州去了。

共工氏的罪恶

第一桩罪，兴起史前大洪水。

史传尧舜之际，中原地区发生了一次大水灾。这次大水灾，由于气候反常，降雨量骤增，导致河流泛滥、山洪暴发、坡面流水剧增。但是世人却将大洪水归咎于共工氏，说因为共工氏与颛顼帝争帝失败，怒触不周之山，使天地重心失衡，日月星辰移位，向东南倾斜，所以引发滔天洪水。《淮南子·本经训 》中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氏成了史前大洪灾的罪魁祸首。

传说归传说，事实上位于黄河北岸的共工氏，是史前大洪灾的最大受害者。

共工氏所居之地，在如今的河南新乡辉县市，南眺黄河。历史上黄河几经改道，其改道点正是在新乡辉县市附近。每一次改道都泛滥成灾，共工氏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共工氏殚精竭虑，以治水为首务。史书上对共工氏的记载，也都与治水有关。如《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国语·鲁语上》亦云：“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共工氏被尊为水神，他的后代也因平土治水，而被称为后土，被尊为土神和社神。

但是共工氏的治水之术徒费功夫，全作打水漂。共工氏采取的措施是挖肉补疮，削平高丘，土壤用来堙塞低洼，以绝水患。结果上游的洪水受堵四溢，临近的各部落大受其害，怨声鼎沸。于是共工氏成了中原公敌，人人欲诛之。攻伐共工氏的有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等诸说，在中原先民心目中，共工氏形象之糟糕可见一斑。

第二桩罪，干预禅让制度。

中原地区部落联盟领袖实行禅让制，有德者居之。尽管历史真相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美好，但是这属于原始民主推举制度，符合当时中原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共工氏却横加干涉。尧想把位置传给舜，共工大放厥词，极力反对：谁会把天下让给一个普通人？尧很是恼怒，发兵攻打共工，将他诛杀于幽州之都。因而后世史书将共工描述为一个桀骜不驯、残暴不仁的反派巨孽，甚至背上了“水患祸首”的黑锅。

共工氏与殷商族的关系

共工氏的灭亡也有其自身的原因。《逸周书·史记》云：“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由于共工氏之君刚愎自用，放僻淫逸，加上连年水患，民穷财尽，终于被唐尧所灭。《国语·周语下》对此作了十六个字的总结，云：“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

但是共工氏并不是真正被唐尧灭族了，而是被驱逐出豫北冀南平原，流徙到北方的幽州（今天的燕山地带）。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幽陵即幽州。共工氏最终融入北方戎狄部落。先秦时期的幽州地理范围包括今天的辽西、内蒙古东南、冀北一带，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与共工氏相关的后冈二期文化北徙之后，在他乡异地梅开二度，催生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普遍发现青铜小器件，说明已经进入初级青铜时代。该文化的青铜器纹饰，如雷纹、云纹等，与殷商青铜器的图案密切相关。唐山小官庄遗址发现的铜耳环，其铜锡比例与殷商早期青铜器近似。铿锵作响的青铜器在殷商王朝臻于极盛，而殷商青铜制造业的滥觞之源，或许就在北方幽陵之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共工氏是一个流动性极大的部落。他们游离不定，血液中奔腾着运动的激情。《风俗通·祀典》引《礼传》：“共工氏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只要舟车能到达的地方，都会留下共工氏的脚印。

《山海经》中令世人感叹万分的夸父追日神话，说的正是共工氏后人不屈不挠的故事。后土又称句龙，生有二子，分别是垂、信。夸父就是信的儿子，后土的孙子。他善于奔跑，曾经是尧之子丹朱的部下。后土为共工的儿子，所以夸父就是共工的裔孙，或者共工氏的族人。

夸父追日是共工氏太阳崇拜的反映。《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这个事件应当发生在河、渭地区，也就是黄土高原一带。“北饮大泽”，相传雁门以北有个大湖泊，应是内蒙古岱海，与雁门相距约150公里。岱海古称诸闻泽，现有水域面积超过70平方公里，四千多年前的尧舜禹时期就更加烟波浩渺了。岱海在河、渭之北千余里，夸父追日从黄土高原一直朝着千余里外的内蒙古地区奔跑，最后在抵达岱海之前就倒下了。

那么共工氏、后土、夸父与殷商民族又有什么关系呢？

雁门以北、岱海附近的内蒙古东南、冀北等广大地区，地形复杂，或莽原山川，或戈壁黄沙，古属于幽州。传说中的不周之山、有娀氏，也都位于这一带。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侧面佐证了文献中“流共工于幽州”的记载。吞燕卵而感生契的简狄出身于有娀氏，有娀氏在不周之北，是幽州戎狄部落的一个母系氏族。史书虽未明载，但有理由相信，有娀氏与流徙幽州的共工氏一定存在某种关联，二者都与商族关系密切，甚至是亲族。周武王伐纣之后，为了彰显革命的正义性，揭了商族的老底，蔑称之为戎。如《尚书·泰誓中》中的“戎商必克”、《尚书·康诰》中的“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等。

商族的起源扑朔迷离，错综复杂，传说中的有娀氏、共工氏、东夷族，考古学上的大司空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很可能都跟商族和殷商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这是一个糅合诸种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化群体，诞生于中原大地，又流徙到北方幽州去，融合戎狄部落，最终又南归中原，建立极为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

商族如何从北方幽陵之地回到沃野千里的中原地区，首先必须从先商文化说起。

 

万国时代：昭明南归

先商文化的滥觞

考古学上把成汤灭夏之前以商族为主体所创造的文化称为先商文化。

先商时期的商族首领确知的有十三位，即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又称粮圉、根圉）、冥（又称季）、王亥（又称振、该、核）、上甲（又称微）、报乙、报丙、报丁、示壬（又称主壬）、示癸（又称主癸）。

伐桀灭夏、建立商王朝的成汤又名天乙，是示癸的儿子。

在甲骨卜辞中，除了昭明、昌若、曹圉、冥，其余的九位殷商先公均可找到。此外卜辞中还出现了一个王恒，被认为是王亥的兄弟，冥的儿子。

甲骨文中有个字形，上端是颗奇异的脑袋，下端是侧立或侧跪的人形，通常释读为兕（sì）。兕经常被殷人祭祀，不但是祖先神，而且还是能够呼风唤雨的自然神，学者们认为他就是商族的始祖——契。

契最初的居住地在番，番又作蕃，今河北平山县附近。番西北250千米处，就是史传中的不周之山或幽都之门。不周山之北的有娀氏之女简狄吞鸟卵而感生契，等到契年长之后率其族人南迁至水草丰美、物产充盈的滹沱河流域，在滹沱河南岸的番建立根据地，商族从此繁衍下来。滹沱河是海河水系重要的支流之一，发源于山西黄土高原，向西南横劈五台山和恒山，而后东折，从巍峨的太行山滚滚而下，波涛汹涌，直奔低洼的华北平原。

契的根据地——番坐落在太行山东麓的冲积扇上，这里是孕育古文明的摇篮。海河上游的无数条支流，裹挟着泥沙冲下太行山，在山前堆积起一个个富饶的冲积扇，其上崛起了一个个古国。从殷商到东汉，河北境内曾经有上百个方国、王国或诸侯，其中绝大多数聚集于太行山东麓的冲积扇上。

契的时代，商族的生活习性与北方戎狄相近，过的是半农半牧、狩猎的日子，很可能尚处在由部落向简单酋邦的过渡阶段，文明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占据中原腹地、傲视九州的夏人。在大禹的心目中，商族或许只是尚处在未开化状态的北方蛮人，很不起眼。

契因产自玄鸟之卵，所以也被称为玄王。玄王死后，他的儿子昭明成了商族部落的首领。昭明把根据地从番迁徙到砥石。砥石，位于今天河北泜河流域，在番南边大约110千米处。

泜河两岸丰美的水草、湿润的气候，让商族拥有成群的膘肥体壮的马、牛、羊。到了昭明之子相土时，商族有了大发展。由于畜牧业发达，相土驯养马匹，制作车乘，用来运输货物，开始从事原始商业活动。但与夏人广筑宫室、以耕作为业的定居生活相比，仍然有着天壤之别。

坐落在河北邯郸市西边的涧沟龙山文化遗址，位于泜河流域与漳河流域之间，是昭明南迁以后商族的文化遗存。这儿挖出了极为丰富的器物，诸如陶鬲、陶斝（jiǎ）、陶鼎等，具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特征。考古发现揭露了商族的某些生活信息，如挖掘出石刀、石斧、蚌刀、蚌锯等劳动工具，说明当时的生产力较为落后。而居住地附近有沟道及与之相通的蓄水的竖井，口径2米，深度7米以上，井底淤泥中散落着先民们汲水时不小心掉落的陶樽、陶罐及破碎的陶片，可见当时已经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契时占很大比重的狩猎业、畜牧业，在昭明南迁之后已退居次要地位。

简狄吞鸟卵而生契的神话表明，商族在诞生之初的婴儿期，尚未脱离母系氏族社会的襁褓。自契以降，殷商先公都有明确的世系，意味着商族已经彻底告别“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代，开始迈入父权社会。涧沟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告诉我们，昭明率族人南迁之后，跟随着中原文明的脚步，逐渐由部落向酋邦过渡，不但出现了父权制，而且也产生了人剥削人的私有制。

反复迁徙的民族

在涧沟遗址的灰坑里，时有残碎的人骨出现，有的是火烧过并弄乱了的骨架，有的是单一的头骨。被发现的尸骨上残留着砍伤和剥皮的痕迹，这是因为在史前部落冲突中，俘获的敌方人员被斩首，用来祭祀。更惊悚的是，在两座半地穴式房址中央，各放置了三个人的头盖骨。这六个头盖骨都是从眉弓经颞骨到枕后一刀切下，制作成用来饮水的头盖杯，表明当时存在残忍的猎头习俗或头盖杯习俗，这是父权制出现以后部落战争加剧或者阶级压迫的产物。这样的习俗被商族沿袭了下来，在郑州商城宫殿区的一条壕沟中就堆积着近百个头盖杯。

此外，涧沟龙山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十件龟甲，有的在上部凿穿一孔，可穿绳佩戴。这些龟甲应是巫师占卜祭祀时用来沟通鬼神的器具。殷商民族的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动，应是从昭明时代开始的。

带领族人回归中原的，也正是这个使用头盖杯、开始占卜祭祀的昭明。昭明和他的子孙后裔经过反复迁徙，终于在豫北冀南平原安居下来。

从年代上看，“流共工于幽州”或者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起，距离殷商始祖——契的诞生不会太遥远，大致一两百年。契之后的四百多年间，殷商先公率领族人多次迁徙，这就是《尚书》中的“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八迁具体路线众说纷纭，但是均在河北滹沱河流域与河南商丘之间，南北直线距离大约500千米。

商族的不断迁徙可能与全新世晚期气候的反复有关。

全新世时期，全球及中国气候的波动呈现出八冷八暖的格局，冷期历时大多在两百年至五百年之间。全新世时期最著名的冷事件有新仙女木事件（公元前10900年—公元前9580年）、“8200年冷事件”（公元前6200年前后）、仰韶中期寒冷期（公元前3500年前后）、“全新世事件3”（公元前2200年前后）等。

新仙女木事件催生了农业革命，中国史前社会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8200年冷事件”则推动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不同族群文化的大交流。仰韶中期寒冷期导致中原地区华夏族的衰微，引发东夷、苗蛮等周边各族的侵扰，而在长江下游则兴起了良渚文明。“全新世事件3”又称“夏禹宇宙时期”，持续时间长达数个世纪，气候极不稳定，冷热交替频繁，破坏性强的水、旱灾连续不断，史前文明遭受重创。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消亡了，黄河中下游则爆发尧舜时代大洪灾。

从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四百年间，华北地区陷入断崖式的大衰退，聚落村社和人口锐减八九成，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公元前1800年前后曾经出现短暂的温暖期，在北纬40°的今河北阳原县一带有成群的大象出没，这是全新世时期亚洲象分布的最北地点。但是好景不长，一两百年后，又发生一次明显的干/冷干事件。北方骤冷，环境恶化，势必对以半农半畜牧为业的商族产生影响，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是唯一的出路。

在这四百年间，十三四位殷商先公率其族人，在幅度超过500千米的巨大空间内不停地作南北来回摆动。商族可谓是“陆地上的漂流部族”，即便是汤灭夏建国之后，统治者也是频频迁都，居无定所，将商族与生俱来的游动激情发挥得淋漓尽致。《尚书·酒诰》称，商族“肇牵牛车，远服贾用”。这使人不禁想起了共工氏之子修喜欢驾着舟车远游，两者是何等的神似！

在史传文献中，最早记载的商业行为和贸易事件就产生于驾驭牛车、云游四方的商族部落。殷商先公王亥也被誉为“商业的鼻祖”。商王朝灭亡之后，殷商遗民难改四处流动的习性，为了谋生奔波不息，重操祖业。后人就将这一流动性强的行业冠以商族之名，称曰“商业”。这个崇尚运动、活力十足的原始部落，注定要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在文明史上叱咤风云，留下永恒的足迹。

万国时代的华夏

殷商始祖契和昭明父子所处的年代，正值史前中国处在风云突变、脱胎换骨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就是史传文献中的“万国”时代。《战国策·齐策》中记载：“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万国”，绝非指远古时期有一万个小国家，意思是有极其众多的国家同时并存于华夏大地。这些小国家，势力所及范围很狭窄。《汉书·地理志》说，黄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这是对“万国”的最好诠释。以上记载说明大禹之时，虽有诸侯万国，但地域之广，不过百里而已，约有1200平方千米，与中国的第三大岛——崇明岛面积相当。当然，这里的百里也是虚指。

“万国”的政体性质，如夏曾佑所说的那样，一个部落就是一国，一国之君也不过部落首领而已。因而大禹之时的万国，当指处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规模不等的氏族部落。有夏氏为一国，陶唐氏为一国，共工氏也是一国，其君主就是该氏族部落的酋长。国内学者将这个时期不同的政体形式概括为“方国”、“邦国”或“古国”。

西方学者则将这些文明国家出现之前的复杂的氏族部落社会称为酋邦，酋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独特形态和重要发展阶段。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R.Service）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个社会进化阶段。游群（即原始群）和部落是缺乏等级的小型社会，酋邦是介于平等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过渡类型。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卡内罗（R.L.Carneiro）进一步指出，酋邦是由一个最高酋长永久控制下的多聚落和多社会群体组成的自治政治单位。酋邦的下限标志着聚落自治的结束，上限标志着向文明国家迈进的开始。

酋邦也不是一种整齐划一和铁板一块的政权形式，它分成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两种类型。简单酋邦具有两个层次的聚落等级，若干个较小的普通聚落围绕着酋长的中心聚落。复杂酋邦具有三个层次的聚落等级，普通聚落围绕着次中心聚落，而次中心聚落又围绕着最高酋长居住的中心大聚落。简单酋邦和部落相差无几，而复杂酋邦已经非常像早期国家了，也只有复杂酋邦才能演变为国家。

然而，由酋邦向国家迈进并非一帆风顺的坦途，由于疫病、农业歉收、外敌入侵以及内乱等因素，大部分复杂酋邦会瓦解成简单酋邦，或从整体上崩溃，从而留下了文明的悬念。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

“方国”、“邦国”或“古国”大致相当于人类社会进化中的酋邦阶段。唐尧、虞舜、大禹之际，正处在国家诞生的前夜。中原大地万国林立，并存着数量极为众多的氏族部落，它们大小不一，文明程度各异。有的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譬如契的母族——有娀氏；有的已进入简单酋邦阶段，譬如共工氏、昭明时代的商族；有的已经是复杂酋邦，譬如山西南部临汾盆地的陶唐氏或有虞氏，它们正朝着早期国家阔步迈进，甚至跨入早期国家阶段。而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却是有夏氏之君大禹。

 

动荡的第一王朝

最早国家的建立

自契至成汤八迁的四个世纪内，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衰亡了，曾经威赫一时的有唐氏在内乱中被消灭了。环嵩山地区的有夏氏之君大禹通过治理大洪水，树立了绝对的权威，取代唐尧、虞舜，成为中原各氏族部落的共主。

约公元前2072年，夏禹率军南下攻屠三苗，大会诸侯于涂山，建立了第一个世袭制国家——夏朝。关于夏朝建立者是禹还是启，学术界多有争论。顾颉刚先生曾断言“禹与夏没有关系，是我敢判定的”。但是近年来出土的考古材料，明确无误地确认了大禹建立了夏朝。战国楚简《清华简·厚父》载：“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竹简残缺十字，应是叙述大禹治水的功德，新近出土的遂公（xǔ）铭文中开篇即云“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可与出土的《清华简·厚父》相印证。禹作为夏王朝的创建者应是确凿无疑的。

大禹择都于颍河畔的阳翟（今河南禹州附近），制定刑法，确立官制。夏朝刚建立之初或许只能勉强算是早期国家，然而自此以降，中原地区大为改观，不再是万邦林立，一盘散沙。各路诸侯俯首听命于高坐殿堂的大禹，凝结成命运共同体，踏上迈向文明时代的康庄大道。

《史记·殷本纪》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如此一来契也应该是遵从夏禹的地方诸侯之一。但这是后世史书的假托之辞，因为那时候契尚在冀中滹沱河流域，远离中原洪水泛滥区数百里，不大可能南下辅佐大禹治水。

契大致跨越禹、启父子二人的在位年代。夏朝初年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中部的郑洛地区，大禹定都于阳翟，启居于黄台之丘，太康、仲康都斟（zhēn xún，今河南偃师境内，或即二里头文化遗址），均在这一区域内。大禹建立夏朝之后，以其无私成其有私，抛弃了当时政治领袖产生的“潜规则”——推举制，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开创了世袭制的先河。

充满血腥的王朝

夏王朝在建立的第一天就充满了阴谋和血腥味。《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夏禹希望儿子启继承王位，但“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担忧儿子德才不配位，于是假意宣称要禅让给德高望重的伯益，暗中却大肆培植启的势力。禹死之后，伯益继位。屈原《天问》中说，启想取代伯益而做国君，没想到会忽然遭到灾难（被拘禁），却又从拘禁之中逃脱出来，伯益的弓箭手向启交出武器，以示投诚。

启以暴力杀掉伯益之后，取得了王位，尽情享受其父披荆斩棘、饱受风雨之苦换来的安逸日子。启在钧台召集诸侯，举行大型酒宴。即位的第十年，在天穆之野舞《九韶》，举行大规模的祭天典礼。早期文献及近年出土的考古材料，都说启是一个失德或德薄的君主。

《墨子·非乐上》引用逸书《武观》云：“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启纵乐放荡，沉湎于酒乐之中，尽情歌舞，连天地鬼神都看不顺眼。）战国楚简《清华简·厚父》亦称：“启惟后，帝亦弗巩启之经德。”这是说天帝担心启德薄，与《武观》所说相吻合。

启还西征有扈氏（今陕西西安鄠邑区西南甘峪和甘亭一带），战于甘泽。《吕氏春秋·先己》中说，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泽，夏启败北。六卿请求再战，夏启颇有自知之明，认为“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从侧面印证了史传文献与出土材料中有关夏启德薄的记载。

根据《墨子·耕柱》的记载，启“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制成九鼎。昆吾，在今河南新郑、新密一带。新密的新砦（zhài）遗址与启所居的“黄台之丘”相关。虽然世传九鼎是大禹铸造的，但是笔者宁可相信墨子的话，是启铸九鼎于昆吾。唯有坐收先人之成，崇尚“丰亨豫大”的启，才会在远征有扈氏之后，不惜民力，开采中条山的铜矿，在“黄台之丘”旁边的昆吾，完成这一标志着坐拥河洛、挥令诸侯、一统中原，足以彪炳千古的“王朝形象工程”。

夏铸九鼎的历史意义重大，它翻开了青铜时代的第一页。九鼎作为王权的象征，让抽象的权力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它以物理形式表达王权，使得王权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睁眼可见、实实在在的具体物质。启铸九鼎，确立了垄断性、强制性的王权，这是国家与复杂酋邦的最大区别，标志着夏王朝获得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对权力的觊觎

九鼎一问世，就成为先秦时期政治权力上独一无二的标志物，如同海面上一条漂流不定的木舟，随着王朝的沉浮更迭而不断易手。夏亡，九鼎从夏桀手中转移到商汤手中。商亡，周武王又从商纣王手中夺得九鼎，将战利品置于洛邑旧城。周成王时，周公旦在旧城东北的郏鄏（jiá rǔ）营建新邑洛，将九鼎挪移到郏鄏新城，安放在明堂，并召集诸侯，正式宣告定鼎中原，确立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至尊地位。

在那个兵马强者为雄的乱世，任何有野心的人，都会对九鼎垂涎三尺。夏启铸鼎之后一千四百年，即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兵锋到了洛邑城下，震撼了摇摇晃晃的东周王朝。

周定王已无力秀肌肉，只好派出王室宗臣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却向王孙满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楚庄王问鼎，这是对周王“天下共主”权威的一次赤裸裸的挑衅。

九鼎究竟长得如何？鼎，是上古时期用于烹煮食物的炊具。今人可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鼎去拟想九鼎的模样。典型的陶鼎通体浑圆，高40厘米，口径30厘米，敛口，鼓腹，圜足，下有三个刀形扁足支起。夏时的九鼎以青铜铸就，也有三足，但外形方正典雅，散射出幽幽的金黄光芒，泛着令人敬而生畏的威权魔力。

有幸亲眼看过这一王权至尊象征物的，肯定不在少数，王孙满就是一位。但是楚庄王却从未见过，倍感稀奇，以为得此神物，天下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王孙满如此向楚庄王描述：九鼎上浮雕着各地物产的图像，各种东西都刻在上面了，让百姓知道神物和恶物。晋郭璞注《山海经》时说：“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可见九鼎上还铸有饕餮之纹。

王孙满最后说了一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以此告诫楚庄王，周王室虽然衰落了，但楚庄王还是没资格询问九鼎的轻重大小。

在周王室岌岌可危之际，王孙满及时给头脑发高烧的楚庄王泼了一大盆冷水，终于将他劝退，漂漂亮亮地化解了一场政治危机。

夏启铸造九鼎于昆吾之时，契或许尚在滹沱河畔游走，为商族民众的温饱问题而烦恼，绝对不会对数百里之外九个金灿灿的铜鼎产生兴趣。契也断断料不到，四百多年后“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夏王启苦心铸就的九鼎将落到自己的子孙手中，子孙们会建立一个延续近六个世纪的青铜王朝。

及至启的儿子太康，沉湎于淫乐之中，朝政腐化。大禹苦心经营的事业开始崩解，中原地区各方国、部落渐渐失去向心力，甚至起了叛逆作乱的不臣邪念。彼时，契在滹沱河南岸的番，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他的儿子昭明成了商族的领袖，正准备南迁泜河，向中原腹地靠拢。

与之同时，与商族关系密切的东夷族，也觊觎富饶的洛阳盆地，不断西进，蚕食夏王的领地。东夷有穷氏的酋长后羿凭借着高超的射术，率其部属，进占夏都斟。

太康只知过着飞鹰走狗的骄奢日子，对包藏祸心的后羿毫无戒备。太康身为国君，严重失职，在远离国都斟两百余里之外的“有洛之表”（洛河南岸一带）狩猎游玩，数月不归。后羿顺利地窃取了夏朝的权柄，扶植太康的弟弟仲康为王。但仲康只不过是后羿的玩偶，虚有其位。

仲康死后，后羿将仲康的儿子相撵走，自己独揽大权。夏王相被迫流亡帝丘，投靠同姓诸侯斟灌氏、斟氏。帝丘，在今天河南濮阳一带，二斟位于濮阳邻近的范县境内。夏王相东徙帝丘，处于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交叉地带。

夏王相——史书称之为帝相，为了站稳脚跟，不断东扩，征讨淮夷、畎（quǎn）夷、风夷、黄夷，它们都属于东夷部落。夷夏融合，夏的实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江苏省连云港市发现的藤花落古城，有内外双重城垣结构，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内城面积约4万平方米。藤花落古城始建于尧舜时期，是淮夷部落的一座具有防卫功能性质的史前城址，据研究废弃时间在夏朝初年，或许与帝相征淮夷相关。

 

从相土到冥

相土迁商丘

后羿乱夏、帝相东奔之时，商族的相土已经取代其父昭明，成了殷商第三位先公。相土再次迁徙，从今河北泜河流域南迁至今河南商丘一带。商族回到了富庶的豫北冀南平原，坐收膏腴沃土之利、河水灌溉之便，开始仿效夏人，筑造城郭，得以脱胎换骨，获得了质的飞跃。

相土所居的商丘，是传说中帝喾之子阏（è）伯（即契）的旧地。阏伯在唐尧时期担任火正的官职。火正，专司祭祀大地、神鬼、祖灵，负责观测大火星（即心宿二，又名商星、大辰，全天最孤独的亮星之一），并根据其运行规律确定时节，用以指导农耕劳作。相土承袭阏伯的天文历法，农业生产逐渐发展起来，以后的殷商王朝就以大火星为祭祀主星。

相土所迁的商丘，在哪里？历来有两种主张。一说是河南濮阳，一说是河南商丘。两地分居黄河南北，相距160公里。

濮阳说的依据是《水经注》中的记载：“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邦，相土因之。”另外，可信度很高的《古本竹书纪年》中也有一句话：“帝相即位，处商丘。”这里的商丘就是帝丘，在今河南濮阳。而且濮阳离殷墟安阳较近，只有70千米，甲骨文中记载商王多次卜问，要在这里举行大祭。武丁的王后妇妌（jìng）还曾在这里主持农业生产。

商丘说的依据是《左传·昭公元年》中的记载：“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左传·昭公十七年》又说：“宋，大辰之虚也。”意思是说，宋国是大火星（即大辰）的分野，所以商丘在宋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今河南商丘有阏伯庙、阏伯台。宋太祖曾经祭拜过阏伯庙，说明商丘的阏伯传说不是空穴来风。

濮阳说与商丘说，到底孰是孰非？

濮阳说有地理学名著《水经注》作的详细考证，又有西晋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作佐证。所以唐宋时期大都认为相土迁居的是濮阳，而不是商丘。宋代文献《太平御览》卷一一锤定音：“故辰为商星，今濮阳是也。”至于为什么帝丘又作商丘，通常认为商、帝字形相近，容易出现错误，文献在转写过程中，又以讹传讹，帝丘就成了商丘。

商丘说的主要依据是《左传》的分野理论。所谓的分野理论，指的是天上一星对应地上一国，是后世占筮家根据神话传说，经过个案解释，辗转产生的天文学说，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仍不成熟与完备，属于玄学范畴，并不适用于准确解释历史事件。将商人主祀的大火之星，与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星占分野为大火相联系，得出结论，相土迁居的商丘在宋地，是十分勉强的。阏伯为火正，商族主祀大火星，但不能因此理解为相土所迁居的商丘的分野就是大火。因为相土以后商族多次迁徙，不可能所居之地的星野就是大火。宋为商族之后裔，所居之地的分野恰为大火，这只能说是一种巧合，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阏伯为帝喾之子，史称帝喾定都于亳，这个亳，也就是南亳。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志》的记载，亳在谷熟县西南四十五里，即今河南省商丘虞城谷熟集。《左传·昭公元年》中说，帝喾有两个儿子，除了阏伯，还有一个叫实沈。兄弟俩不和，经常争斗不休，吵吵嚷嚷。帝喾一怒之下，把阏伯赶到“商丘”去。这足以说明古“商丘”必定不是帝喾的都城亳，也就是今河南商丘一带。

《史记集解》引孔安国云：“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孔安国明确无误地指出，汤从古“商丘”迁往帝喾的都城亳。所以，相土南迁的古“商丘”就是今河南濮阳。

商族势力的扩张

商族首领相土迁徙濮阳，与后羿进占夏都斟有异曲同工之妙。后羿篡夺夏朝权柄之后，大禹建立的中原旧秩序逐渐瓦解，新秩序尚待重建。夏王相屡次武力讨伐东夷，以拓展自身影响力。相土反其道而用之，迁濮阳之后，祭祀大火星，以阏伯的继承人自居。实则是打着帝喾高辛氏的旗号，以博取东夷族的认同或支持，与夏王相较劲，在黄河中下游争夺势力范围。

《诗经·长发》歌颂殷商先公的功绩时，赞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向后人展示了一个威风凛凛的领袖形象。海外，并非指东海或黄海之外，而是指古时内陆面积较大的湖泊或沼泽地之外，如西汉时的居延泽、唐代时的居延海。此处的“海”，应该是今河南濮阳与山东鄄（juàn）城之间的雷夏泽和今山东巨野北的大野泽。“海外”就是指雷夏泽、大野泽以东的岳石文化区，属于东夷族的活动区域。相土的雄健征服了骁勇的东夷人，势力扩张到山东半岛去了。

商族在相土的率领下，迅速崛起，不但在豫北冀南平原站稳脚跟，而且伴随着频繁的征讨，军事民主制也渐渐建立起来了。商族因而得以拉近了与夏王朝的差距，成为夏王朝最强劲的潜在对手。两百年之后商汤能够灭夏，建立一个铿锵有声的青铜王朝，它的十一世祖——相土功不可没。

相土南迁之后，商族就活跃于豫北冀南平原，开始酝酿自己的宏大前程。相土的儿子昌若、孙子曹圉默默无闻，他们的事迹早已埋没在厚厚的历史积尘里，史书上只留下他们的名字，在甲骨文中甚至连名号也找不到。

曹圉，商汤的九世祖，也叫粮圉、根圉。《说文解字》云：“一曰圉人，掌马者。”粮圉，意味着这时候的商族部落有发达的农耕，也保留了畜牧业的传统。沃腴的豫北冀南平原是上天赐给商族最好的礼物，温暖湿润的适宜气候，让商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不容小觑的部落。但在昌若、曹圉时代，父子二人静观时局变幻，奉行隐忍不发、壮大实力、伺机而动的策略。

寒氏政权的恐怖阴影

昌若、曹圉时代，夏王朝正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动荡。后羿逼走帝相之后，斟成了他的天下。大禹苦心经营的伟业沦丧在他的不肖子孙手中，被异族窃走。后羿篡夺王位，建立了有穷氏政权。但是后羿重蹈夏王太康的覆辙，他对自己的武功和高超射术过于自信，整日沉湎狩猎而无法自拔。他排斥武罗、伯姻、熊髡（kūn）、尨（máng）圉等忠臣，把朝政交给了心机重、城府深的权奸寒浞（zhuó）。此君是东夷寒氏（今山东潍坊一带）的弃人，因其恶行被驱逐出族。寒浞流落到斟，凭借着他的机巧百辩获得了后羿的欢心与重用。

寒浞却背叛了后羿，趁后羿出外，他广结党羽，大树亲信，斟城迅速易主。后羿走投无路，毙命于自己的家仆之手，后羿的儿子也被活活饿死。寒浞取而代之，成为中原各部落的新主子。

寒浞进而大举东征，讨伐流落濮阳一带的帝相。帝相被杀，王后身怀六甲，从小洞侥幸脱走，逃亡至有仍氏（今山东济宁），在那儿生下了少康。

寒浞令儿子寒豷（yì）镇守戈（今河南安阳地区），以监视夏族残余的活动；另一个儿子寒浇（ào）镇守过（今山东莱州），以震慑东夷族各部。同时派人四处搜寻少康的下落，以防止夏人复辟。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从洛阳盆地到山东半岛，全都笼罩在寒氏政权的恐怖阴影之下。

商族部落或许尚未迁徙，仍以濮阳为都，寒豷的驻地戈就在西边的不远处。昌若与曹圉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寒豷的监视，只能继续采取隐忍无作为的策略，免得树大招风，引来灭族之祸，这或许是昌若、曹圉在青史上默默无闻的原因吧。

兼具祖先神与自然神身份的商族首领

其后曹圉的儿子冥成了商族的首领。冥之时，帝相的遗腹子少康以有虞氏（今河南虞城一带）为据点，积极谋划复国。夏朝旧贵族伯靡也在有鬲氏（今山东德州一带）收拢“二斟之烬”，与少康齐心协力，共图大业。少康派儿子季杼（zhù）攻打戈地的寒豷、过地的寒浇，消灭寒氏外围势力。伯靡自有鬲氏南下，与少康、季杼父子会合，一路西进，凯歌高奏，直捣斟，击杀老迈昏庸的寒浞。

斟虽然一度是夏朝的都城，但是遭到异族的践踏，残破不堪，到处都是乌烟瘴气，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少康就把京城设在颍河畔的大禹旧都——阳翟，以宣示致力于恢复大禹的丰功伟业，史书上称之为“少康中兴”。

由于东夷穷、寒二氏的破坏，中原地区陷入了超过半个世纪（可能不止史书上所说的四十年）的混乱局面，在少康复国成功之后，建立了新秩序。中原地区的方国、部落都尊奉少康为共主，将大禹、启等夏朝先王与天一起祭祀。少康因此被视为继大禹之后又一位夏族英主。

“少康中兴”是夏朝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商族首领冥仰望着声势日涨的少康，决定心甘情愿臣服于夏王朝。他率领商族，在漳河至黄河之间的平原地带安居乐业，积极发展农耕。

那个时候，黄河故道由今河北经天津入海，桀骜不驯的黄河夹杂着浑浊的泥沙奔腾东下，犹如猛兽一般，将所有的东西席卷一空。于是冥被夏王朝任命为司空，负责治水之事。数百年前，共工治水失败被迫流徙幽州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冥不得不举全族之力，与洪水之魔作搏斗。尽管冥苦心孤诣，勤勤勉勉，但是仍然难逃共工的劫运，不幸殉职于治水之事。

冥虽身死，但其勇于牺牲的精神在商族中却永放光芒。商族对舜、始祖契实行禘祭，对商汤、冥实行郊祭。禘祭是祭祖先以配上帝；郊祭最为隆重，是祭祀天地的一种仪式。古人举行郊祭，在特定的冬至之日、特定的开阔原野上进行。

《礼记·祭法》郑玄注：“冥，契六世之孙也。其官玄冥，水官也。”冥治河，死于河，故被夏人尊为河神。 河神，是保佑农业丰收的自然神。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河就是指冥，与史传文献的记载相符合。如有两条卜辞云：“辛巳卜，贞：来辛卯酒河（燎）十牛、卯十牢。王亥燎十牛、卯十牢。上甲燎十牛、卯十牢。”“辛巳卜，贞：王亥、上甲即宗于河。”

在第一条卜辞中，河与王亥、上甲微三者祭祀的规格相同，说明河与王亥、上甲微的地位是相等的。王亥、上甲微是殷商先公，河也应当是一位殷商先公。

第二条卜辞中，问的是在河的宗庙一起祭祀王亥、上甲微可以吗？也说明河与王亥、上甲微地位相等，都是殷商先公。

冥是不见于卜辞的四位殷商先公（昭明、昌若、曹圉、冥）之一。这两条卜辞中，河的位次在王亥、上甲微之前，王亥是上甲微之父，那么河应当就是王亥的父亲冥。

再看另外一条卜辞：“贞：于河、王亥求年。”这条卜辞祈求河、王亥的佑护，以过一个丰收年。卜辞中河与王亥并列，且在王亥之前，确认了河、王亥都是殷商先公，而且极有可能是父子二人。

冥勤其官事，治水身死，与日月争辉，山河同在！所以在卜辞中，冥兼具祖先神与自然神双重身份，受到殷人的崇祭。

 

第2章

夏商并立

有夏之居

穷、寒之乱后的夏王朝

殷商先公自相土至冥，共四代人，他们目睹了上古第一王朝从大乱到大治的全过程。

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与发展总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只有熬过阵痛，才能迎来辉煌。文明也不例外，这是因为从蒙昧时代跨进文明时代，必须有一个消化期。

大禹艰苦创业，建立的第一王朝，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消化期，终于迎来了健硕魁梧的成长期。在考古学文化上，新砦期遗存是夏朝文明的消化期，二里头文化则是夏朝文明的成长期。

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认为，新砦期遗存代表穷、寒之乱时期的夏文化，而二里头文化代表的是“少康中兴”至商汤灭桀的夏文化。

之所以将新砦期遗存与穷、寒之乱关联起来，判定的重要依据是该遗存发现的两件极为奇特的朱砂绘饕餮纹陶瓮。陶瓮上面绘有怪异的神像，神像双目近方形，鼻端及嘴巴上颚呈倒“介”字形，同时上、下两颚内卷。在早于新砦遗存期或同一时期，这类风格的图案仅出现在今山东日照市两城镇出土的玉圭上，距离新砦遗存有600千米之遥。神像头戴的冠帽呈天盖状，而天盖冠也是东夷、百越等东方民族所特有。陶瓮盖钮顶略突出，盖顶均匀地用朱砂绘制了四个圆圈，盖壁中间的外缘绘有一条宽带。类似风格的瓮盖广泛分布于豫东、山东地区，却不见于豫西地区。所以，这两个朱砂绘陶瓮的主人应是东夷族。在中原腹地——洛阳盆地出现千余里之外典型的东夷器物，当是被入侵者携带而来的。

李伯谦认为，新砦期遗存即是文献所记“后羿代夏”至“少康中兴”事件的物质遗存。太康时期的都城在斟，后羿也定都于斟。但是史书上并未明确指出寒浞的都城，新砦期遗存有可能是寒氏政权的文化遗存。

新砦期遗存承上启下，连接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吸收了大量的东夷文化因素，为灿烂的二里头文化奠下基础，所以是夏朝文明形成的消化期。

穷、寒之乱后，少康驱逐了鹊巢鸠占的东夷势力，夏王朝复辟。嵩山以南、颍河畔的大禹旧都——阳翟再次被少康定为都城，至夏桀时又迁回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嵩山以南的煤山类型逐渐向北渗透，最终进入洛阳盆地，在此与嵩山以北的王湾类型汇聚融合，闻名于世的二里头文化由此产生，夏朝文明也进入了茁壮成长期。

经历了一场场腥风血雨和半个世纪的大动荡之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犹如瑰丽的雨后彩虹，以其壮观宏伟的宫殿、精美的礼器、摄人心魂的玉器、古朴厚重的青铜器而惊艳世人。宫殿建筑群展露出煌煌的王朝气象，青铜和玉石礼器规范了和谐有序的礼乐制度，夏王朝当之无愧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是上古时期的第一王朝。

这个第一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到底有多大呢？

夏人起源于今山西南部，汾河下游注入黄河拐弯处的运城盆地，这一带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唐（今山西翼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鄂（今山西乡宁）、晋阳（今山西虞乡）都有夏墟或大夏之称。运城盆地内有丰富的池盐资源，《吕氏春秋·本味》中的“和之美者，大夏之盐”，说的就是运城盆地的池盐。后来临汾盆地的陶唐氏南下进攻，夏人被迫离开故居，东迁至今豫中、豫西地区的伊洛河流域。

伊洛河流域因此被司马迁称为“有夏之居”。

随着夏王朝势力的扩张，“有夏之居”的地理概念也不断延伸。大禹南征三苗，夏人进入豫南的南阳盆地，所以颍川、南阳，都是“有夏之居”。其后，夏王朝继续向东拓展，都城有帝丘、西河等，“有夏之居”东扩至今鲁西、豫东、淮河以西一带。夏桀之时，定都于洛河北岸的斟，《国语·周语上》中说“伊、洛竭而夏亡”。可见，自大禹至桀的近五百年期间，伊洛河流域始终是“有夏之居”的核心区域。

二里头文化作为伊洛河流域的夏文化代表，它的分布有多广，夏王朝的版图也就有多大。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豫中南部，晋南地区，还有关中东部，分为五个类型，据此可以勾勒出夏王朝版图的大致轮廓。

夏文化的格局

河南郑洛之间的二里头类型，是夏文化的“核心文化”，集中分布于聚落众多、人口密集的洛阳盆地，这儿是第一王朝的“心脏地带”——王畿。该类型陶器的特征，炊具以鼎（三实足炊器）为主，少见鬲（三空足炊器），爵（类似后世的酒杯）、鬶（三空足、有柄的炊器）、尊（敞口、圆鼓腹、下有高圈足）等酒器占很大比重。

东下冯类型分布于今山西南部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炊具鬲多鼎少，有爵、盉（h9）等酒器，爵、盉等高规格的随葬品通常归属高级贵族，说明当时这一带是贵族的聚居地。该类型出现于公元前1700年之后，有可能是夏王芒向晋南地区扩展的文化遗存，一直持续到夏朝灭亡，才被殷商文化取代。

豫东开封一带的牛角岗类型，炊具以卷沿深腹罐为主，没有鼎和酒器，大致是夏王不降在位期间东扩的产物。

河南驻马店的杨庄类型，炊具以深腹罐、圆腹罐为主，没有鼎。伏牛山以南、汉水支流的下王岗类型，典型的陶器是垂腹罐（腹部呈上小下大、自然下垂的悬胆状）、刻槽罐（内壁刻画深浅不一，或纵横交错、或放射状的沟槽）。这两个类型存续时间均不过百年，有可能是因为不降在位期间向南方延伸，至孔甲时由于国力衰弱，难以为继，只好退缩放弃。

在二里头文化范围内，或者夏王朝的版图内，有着众多与夏后氏同姓的姒姓部落，包括有扈氏、有男氏、斟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族，形成一个姒姓集团。

夏朝时的国土概念只有零碎的“面”，也就是以一个大邑为都城，环绕这个都邑有若干村庄或聚落，尚未产生“线”的概念，还没有清晰的国界或边境线。

夏王朝的社会主体是夏后氏，众多的姒姓部落附属于夏后氏，奉夏王为共主，形成以夏后氏为核心的姒姓部落集团，在此基础上构成一个较为紧密的“复合型早期国家”。

纵览二里头文化两百多年间全国各地的文化格局，大致呈现出以黄河中下游为主轴线，南北对称、四周零星分布的特点。

主轴线上，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600年）、岳石文化（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450年）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占据中原腹地，东夷的岳石文化则囊括了今山东全境。夹在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之间的下七垣文化，是先商文化，呈带状分布，形如一条长达500千米的巨型香肠，从今河北的滹沱河中游长驱南下豫东。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之间的缓冲地带——豫北一隅的辉卫文化，是史传中的豕韦氏。

主轴线的东南，散布着江淮地区淮夷部落的斗鸡台文化和点将台文化，环太湖地区百越族的马桥文化。与之对称的是北方燕山地带戎狄部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今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

主轴线的西端，是分布于黄河上游河湟地区西羌部落的齐家文化。狭长的关中平原横贯河湟与中原之间，东西千余里，除了东端陕西渭南市华州区一带属于二里头文化，其余地方的考古学文化尚无法确认，几乎一片空白。只是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才在宝鸡岐山一带出现了刘家坡遗存，显得稀疏寂寞。

“商周考古第一人”邹衡认为，宝鸡刘家坡遗存与周族先民相关。周人族源有三支，晋中光社文化分化出来的使用联裆鬲、折肩罐的姬周部落，关中西部使用高领袋足鬲的姜炎部落，以及其他部落，包括夏的后裔戈族、秦族先民等。

主轴线的西南方，远离中原千余千米之外的成都平原，孤悬着一个三星堆文化，族属应是古蜀人。

主轴线南面，长江中游的零碎遗存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大禹征服三苗之后，将原来三苗的属地划分成几个区域。苗蛮集团的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文化的猛烈冲击下，突变为后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中出现了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陶盉，流行矮领瓮、罐等，这是大禹南征带来的影响。

禹南征三苗的战事主要在汉水一线以北地区展开，大致在夏王不降时期，二里头文化经武当山和大洪山之间的汉水谷地抵达南阳盆地，又自南阳盆地迅速进入今襄樊至荆州一线以东的长江北岸地区，但尚未完全打通至长江中游的通道。所以，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比较稀少，表明该区域并未完全纳入夏王朝的统治之下。

大禹南征后的苗蛮孑遗，以碎片化形式存在，流落各处，极为涣散，彻底丧失了威胁中原的能力。长江中游地区的虚弱、枯萎状态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直至公元前710年。《左传·桓公二年》中记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彼时江汉平原的楚国势力开始北上，重返南阳盆地，中原民众对苗蛮族的恐惧感沉睡了千余年之后被唤醒。其后楚庄王一鸣惊人，竟然问鼎中原，向周王室叫板。处于春秋列国歧视链末端的南方荆楚，从此成为中原诸邦国的噩梦。

但在二里头时期，最剧烈的纷争发生在中原地区夏、商、东夷三族之间。具体来说，是二里头、下七垣、岳石三个文化的摩擦与交融。

与二里头文化同生共灭的下七垣文化，被认为就是先商文化。该文化的陶器特征，流行三足器、平底器，炊具早期以深腹罐为主，晚期以鬲为主。

下七垣文化以东是岳石文化。岳石文化由山东龙山文化发展而来，陶器外表继承了海岱地区自七千年前北辛文化以来的素面（未加彩绘及釉料）传统风格。器物以平底器、三足器、圆足器为主，炊器有素面甗（yǎn）、深腹罐。整个二里头时期，山东半岛都被岳石文化占据，表明终有夏一代，东夷未曾被夏王朝征服过。

由于地域相连、年代相同，下七垣文化与岳石文化存在着密切关系。比如下七垣文化出现的中原地区未见的石棺墓及随葬石头，均源于山东海岱地区。河北磁县的下七垣文化墓葬出现的陶鼎、陶豆、陶盆，都是典型的岳石文化器物。《史记》中说，“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帝喾与东夷族关系极为密切，也可能就是东夷族的首领。商族早期存在东夷族盛行的鸟图腾崇拜。这些都说明，商文化与东夷文化有交集，商族与东夷族唇齿相依。

 

王亥的风流账

受尊崇的高祖王亥

在长达两百多年的二里头时期，商族纵横驰骋于冀南豫北之间千余里，整个部落的活动中心区以滹沱河流域为线向南展开，漳河流域是其核心，占据了物产丰饶的冲积平原。商族东面与东夷族的文化距离相近，西面与弱小的豕韦氏为邻，虽夹杂在夏与东夷之间，却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这期间，夏朝有十二人轮流坐在王位上。商族则经历了九位首领，包括冥、王亥、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等八位先公，以及商朝的创建者成汤。夏与商由共存共荣到不共戴天，历史就是这样演变的，强者总是要吞并弱者，所以唯有自我强大才是正道。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商族开始对日渐式微的夏王朝起了觊觎之心。引领商族从漳河流域南下，并伺机西入洛阳盆地，推翻夏王朝，进而定鼎中原，让商文化取代二里头文化，成了殷商先公们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殷商先公冥为治水而死之后，其子王亥继位，先商文化大概在这时候进入了下七垣文化时期。

王亥，就是《山海经》中那个怪诞的吃鸟人。他的名字有七种写法，《世本·作篇》作胲，《世本·帝系篇》作核，屈原《天问》作该，司马迁《史记》作振，《汉书·古今人表》作垓，卜辞中作亥，《吕氏春秋·勿躬篇》作冰。王国维认为，篆文中冰与亥字形相似，所以王冰就是王亥。

王亥在殷商民族心目中形象崇高，被殷商民族尊称为“高祖”。祭祀王亥的规格非常高，每次要用三十或四十头牛。《尚书·盘庚》中说：“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这里的“高祖”，就是卜辞中的“高祖王亥”。

王亥之时，商族已经离开了相土所迁居的商丘（今河南濮阳），定居于今河北内丘、邢台、磁县、邯郸一带，这里曾经密集发现了南三岐、葛庄、赵窑等下七垣文化遗址。王亥之父冥治河，死于河，那时候黄河不由山东入海，而是流经河北邯郸等地，在天津的宁河注入渤海湾。

商族大约在昌若、曹圉时期，为了躲避夏王朝的穷、寒之乱，北迁到漳河与滹沱河之间的冀中南平原，以远离大动荡的风暴中心。冀中南平原水草丰美、土地肥沃，适宜发展农耕与畜牧业。《世本》中载“胲（即王亥）作服牛”，王亥继承了“相土作乘马”的事业，驯养牛作交通工具。商族开始拥有成群的牛马，用来载重，与周边部落进行以物换物的交易活动，从中牟取暴利。

郭璞注《山海经》引《竹书》云“殷王子亥”，可见王亥居住在殷，也就是今河南安阳市。《今本竹书纪年》曰：“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这个商侯就是王亥。王亥大致与夏王帝芒同年代。

夏王朝的鼎盛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帝芒之时，夏王朝如日中天。少康翦灭寒浞，昔日大禹的荣光再次焕发出来。少康和儿子杼励精图治，不断地东征西讨，将夏王朝推向盛世的顶峰。杼离开少康的都城阳翟，居黄河北岸的原（今河南济源）。东夷族的穷、寒之乱，令杼耿耿于怀，所以杼又从原东迁到老丘（今河南开封市祥符区杜良乡），意在经略东夷，吸取前车之鉴，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夏王杼和几位继任者，都推行积极的东方战略，集中力量向东扩展。

在讨伐寒氏的战争中，夏王杼不断进行军事改革，制造了坚固的防御性装备——铠甲，以及杀伤力强的进攻性武器——矛。由于装备精良，夏王朝的军队锐不可当，屡屡获捷。《古本竹书纪年》说“柏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王寿又作三寿，就是平寿，今山东潍坊地区，那里是篡位者寒浞的家乡。夏王杼率军杀到王寿去，很可能是秋后算账，扫荡寒氏的残余势力。

除了东征王寿，夏王杼还曾经到过东南的太湖流域，浙江长兴县西南三十里有座杼山，山高三百尺，周回一千二百步，据传就是当年夏王杼巡狩游猎的地方。

帝杼堪称大禹之后最有作为的夏朝君主。《国语·鲁语上》云：“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意思是说，杼能够继承大禹的事业，夏人举行隆重的报祭之礼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报祭，就是报德之祭，为报答先祖、神灵举行的祭祀活动。大禹之后的十六个夏王中，唯杼一人获此殊荣，可见帝杼在夏人的心目中威望极高。

帝杼在位十七年，死后儿子帝槐继位。帝槐，又名芬、祖武。帝杼的东方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帝槐挟其父之余威，确立了“东方霸主”的地位。帝槐在位的第三年，九夷来朝。九夷，包括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大都属于淮泗之间的淮夷部落。

帝槐在位四十四年，死后儿子帝芒继位。

帝芒接手的是一个鼎盛的王朝。夏、商实力相差悬殊，笼罩在帝芒高大的身影之下，蜗居于殷的王亥显得娇弱、苗条。王亥绝不敢以卵击石，贸然向夏王朝发起挑战。于是他率领族人，赶着成群的牛马，与远近各部落进行贸易交换。

王亥客死他乡

王亥所居殷之北，漳河岸边有一个古老部落——河，都邑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中提及西门豹治邺时用铁腕手段，革除了“水神河伯娶妇”的陋习。河伯被尊奉为水神，说明这个部落在远古时期以治水闻名。《古本竹书纪年》载：夏王槐时“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可见河是一个剽悍好战的部落。及至夏王芒时，“以玄圭宾于河”。有人认为，这是说芒在黄河边用玄圭沉祭神灵。夏王芒厚赐以玄圭或玉璋，试图收拢这个实力强劲的部落。

王亥受到屈原的高度评价，《楚辞·天问》中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该就是王亥，季是冥的私名。这是说，王亥秉承其父冥的美德，以他为榜样，兢兢业业，因而受人尊敬。

为了开拓贸易，壮大商族实力，王亥奉行亲仁善邻的政策，结好远近各部落。此时河伯是否冯夷不得而知，但商族与河部落紧紧相邻，往来频繁，两族关系相当不错。豫北一隅的辉卫文化与史传中的豕韦氏相关，属于非典型先商文化，也称为下七垣文化辉卫型。其族属不属于商族，但与商族关系密切，深受商文化的影响。

然而，在与周边部落的贸易日益热络之时，商族首领王亥由于一桩风流韵事，客死有易氏，从此改变了商族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格局。王亥之死这桩历史公案，屡见于先秦文献，如屈原《天问》《古本竹书纪年》《山海经》《周易》等。

有易氏是易水流域的一个部落，在屈原《天问》中称为有扈氏，或说位于今冀北一带，或说位于滹沱河、漳河之间。殷商始祖契的母族有娀氏，与有易氏应当同属于燕山地带的戎狄部落。

商族与戎狄部落长期通婚，结成儿女亲家。双方还有密切的贸易往来，所以富有经济头脑的王亥经常驾着大牛车，驱赶牛、羊，到易水流域，与有易氏进行物物交换活动。这就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所说的“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

然而，有一次王亥在寓居于有易氏时，与有易氏族中的女人勾搭上了，引来杀身之祸。

王亥的性命是怎么断送在女人手中的？屈原作了详尽的描述。

《天问》中说：“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干是指盾牌，肥通妃，意即匹配，暗指交媾。

王亥勾女有术，在一次宴会上，他举起盾牌，载歌载舞，试图诱惑有易氏之女。有一个“平胁曼肤”——肋骨不显露、前胸丰满、风情十足的有易氏之女，春心荡漾，经不住诱惑爱上了他。食色，人之本性也，男欢女爱都属于自然欲求。于是接下去的剧本没有太多悬念。《古本竹书纪年》中云“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王亥与有易氏之女在王亥所居的茅屋中整夜欢乐，结果东窗事发，被有易之君绵臣杀害了。

王亥之死的真相

《天问》云：“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意思是说，王亥与有易之女在交媾，怎么会如此凑巧被有易氏的牧人发现？牧人趁着黑夜对王亥下手，刺杀的命令又是谁发出的？

屈原的这一连串发问，揭开了事实真相。杀害王亥，是有易之君绵臣蓄谋已久的，王亥的风流韵事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线而已。

商族的势力可是很强大的，绵臣为什么敢置王亥于死地？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绵臣贪图王亥带来的牛羊，杀人越货。

第二种可能，王亥屡屡勾引有易氏之女，败坏有易氏的族风。

第三种可能，王亥觊觎有易氏的财富及土地，试图通过诱惑有易氏之女，并吞有易氏。有易之君绵臣心知肚明，隐忍不发，最后择机拔除这一眼中钉。

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绵臣杀王亥的动机当属于第三种可能。

王亥死状之惨，令人不忍一睹。《山海经·海内北经》中云：“王子夜（即王子亥）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王亥的尸体四分五裂，散碎满地。短短几个字，读之不禁汗毛直竖。

然而绵臣残忍地将王亥大卸八块之后，犹不能解心头之恨。绵臣后续还有一连串动作，《周易·旅》中说“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还有“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旅和旅人，都是明指王亥，因为当时王亥旅居在有易氏。鸟，则是暗指王亥。商族早期盛行鸟图腾崇拜，王亥的“亥”字在卜辞中上面是鸟形，所以《周易》用鸟来代称商族之君。次，通茨，意指用茅或苇盖的屋子。次和巢都是指王亥居住的茅屋。

《周易》的这两句话意思很清楚，绵臣让牧人趁着夜黑暗杀王亥后，又下令焚烧王亥寄居的草屋，毁尸灭迹，连同王亥带来的“童仆”——大概是驾牛车的随从——以及赶牛马的商族牧人，集体葬身火海。王亥得到有易氏的美女，先是笑得合不拢嘴，尽兴欢愉之后哭都来不及了，人、牛全失，这就是《周易》说的“旅人先笑后号啕”。

绵臣简直把事都做绝了，用最卑鄙无道的手段，将王亥从人世间抹去，让他永堕地狱。绵臣心中除了担心商族报复之外，恐怕更是对王亥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

勾引族中的一个女人，还不足以令绵臣痛下杀手。毕竟商族与有易氏存在长期通婚、贸易关系。上古时期，男女私会司空见惯，戎狄部落处在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演化时期，实行族外群婚，男女自由欢会，习以为常。所以绵臣杀王亥另有原因，王亥试图通过贸易，控制有易氏，甚至灭其国、夺其民。因而绵臣对王亥恨入骨髓，必欲先除之而后快。

绵臣利用粗暴残忍的手段，将这一棘手的人物处理干净之后，这才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赶紧把王亥的弟弟恒立为商族首领。

这就是屈原所说的“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朴牛，即《世本》中的服牛，是指可驾车的大牛。可见王恒也具备了冥的美德，所以他被绵臣扶上王位，王亥的财产包括成群的牛羊，全部归王恒所有。

恒成了商族首领，却不得人心。王恒被迫逃到班禄（地望不详）去，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或说，班禄是指有易之君绵臣颁发给恒的爵禄，王恒由此大失民心。但无论如何，哥哥王亥惨死之后，弟弟王恒坐过短暂的王位。

在浩如烟海的史传文献中，提到王恒这个殷商先王的只有屈原《天问》一个孤例。古人多不解“恒秉季德”的本意。如东汉大学者王逸把这四个字解释为成汤尊奉始祖契的德行，受到上天的嘉赏，让他出外狩猎时捕获到一只大牛。这楼也盖得太歪了。距离屈原不足四个世纪的王逸就已经跑题八千里了，后来人的释义就越来越离谱。

安阳殷墟重见天日之后，在卜辞上发现了一个不见于史传文献的殷商先王——王亘。如有条卜辞云：“贞勿侑于王亘。”清代学者王国维指出，卜辞中的“王亘”就是《天问》中的王恒，司马迁《史记》中的殷商世系把他遗漏了。王国维这一天才般的见地，使几千年来无数名家解释不通的问题，立刻迎刃而解。王国维兴奋不已，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感叹道：“《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屈原《天问》的史料价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也有可能世人认为王恒是僭伪之君，异族扶植的傀儡，所以不予承认，没有载入史册。

 

上甲微：殷商文明奠基人

上甲微扫荡易水流域

有易氏之君绵臣杀死王亥的消息传回商族，无异于投下一颗震撼弹，立即产生了剧烈而深远的连锁反应。

王亥之死，换来了殷商民族历史性的大跃进。

当时商族除了农牧业，与周邻各部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是赖以生存的活动之一。《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商族很有可能进行了贸易分工，王亥、王恒等父辈专营与有易氏等远方部落的贸易活动。王亥的儿子上甲微等子辈则留守商族大后方——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东），强悍的河部落就在邺一带。上甲微致力于与河、豕韦等附近部落的贸易活动。

商族试图通过婚姻、贸易，在易水与漳河之间形成一个以商族为中心的经济圈或政治联盟。有易氏之君绵臣拒绝融入这个经济圈，在贸易时与王亥发生利益冲突，这是王亥之死的根源。

王亥之死，意味着商族利用柔性手段扩充势力受挫。上甲微继位之后，决定发动武力讨伐。为此他向河伯借师，诛杀绵臣，并吞有易氏。这个河伯的都邑，就在邺城附近。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黄河流经今河北，在天津附近入黄海。有易氏境内的古易水注入黄河，在附近另有一个河伯，可称之为北河伯。

上甲微借师河伯见于《古本竹书纪年》，但在清华简《保训》中还有另一个版本。

《保训》是周文王临终前对太子姬发（即周武王）所说的遗训。周文王讲述了两个上古历史典故，向太子发传授了“中”或中道的思想观念。其中一个典故是虞舜未发迹之前，“求中”“得中”，由一个卑微的“小人”成长为圣人。另一个典故就是上甲微诛灭有易氏。《保训》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其语言晦涩难懂。

对上甲微“假中于河”的“中”释读产生分歧。“中”有可能是实指，通“众”，“假中于河”就是向河伯借用军队。诛灭绵臣之后，上甲微“乃归中于河”，把军队归还给河伯。但是“中”也有可能是虚指。屈原《天问》中并未提到上甲微向河伯借师一事。所以，这个“中”不是指军队，而是中道，即后世儒家所说的中庸之道，圣人之道，无过、不及，公平、公正。

如何理解“中”的内涵？

孔子在赞扬虞舜时，说了一句话：“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的话被精简为“执两用中”，这是中庸之道的精髓。

中庸之道并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处事要讲原则，实事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反对走极端主义。不冒进也不保守，恰如其分才是最好的。

上甲微在黄河“求中”，就像虞舜那样亲耕于历丘，让利于民，“执两用中”，团结族人，一举灭了有易氏。其后，上甲微“归中于河”，在黄河一带向殷商子孙传授治国齐民之道。

上甲微的中道一直传承了下去。商汤时，上甲微的中道确立为殷商的执政理念。所以，《孟子·离娄下》中说：“汤执中，立贤无方。”——商汤恪守中道，任用贤才，不拘一格。

不管怎么说，有易氏之君绵臣的暴行引得人神共愤，让上甲微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上甲微师出有名，商族众志成城，周边部落同声共讨，为上甲微扫荡易水流域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屈原《天问》中说：“昏微循迹，有狄不宁。”昏微，或说就是上甲微，或说是王亥的两个儿子昏、上甲微。有狄，就是有易氏。上甲微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让有易氏举族不得安宁。上甲微的野蛮行径丝毫不亚于绵臣。《天问》中说：“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繁鸟萃棘”是以众多的鸟儿集中在荆棘上，用来比喻上甲微淫于有狄氏之女，即所谓的“负子肆情”，结果导致“有狄不宁”，完成了其父王亥未竟的事业。

侥幸脱身的有易氏孑遗，就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困民国，勾姓，以捕鸟为食。

上甲微的贡献

屈原在《天问》中如此评价王亥之死：“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意思是说，王亥、王恒兄弟俩贪图淫乐，结果王亥搭进了一条性命。然而世情多反复，与有易氏之女淫乱，为什么王亥的子孙反而绵绵不绝？

答案就在王亥的儿子上甲微身上。

经过上甲微的讨伐之后，商族的势力拓展到燕山南麓的易水流域，由此成为华北地区的一方大国，逐渐具备了与夏王朝对抗的实力。而这些，都是用王亥的一条命换来的。

王亥、上甲微时代，商族的王权不断加强，在军事民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跨入复杂酋邦阶段。后人将上甲微与夏朝的有为之君——帝杼相提并论，所以《国语·鲁语上》中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

上甲微的时代，是殷商民族脱胎换骨的时代，首先开启了商族的信史时代。信史，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周公旦芟（shān）平武庚之乱后，向殷商遗民训话时说道：“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 意思是说，你们都知道，只有你们殷商的先人才有典章史册，记载成汤伐夏的历史。

上甲微时期“有典有册”吗？

甲骨卜辞中，有“册”字，写法与西周金文相近，字形作竹简编连成册之形。甲骨卜辞中也有“典”字，字形作双手捧着竹简册书放在台基之上。这是因为典册最先运用于宗庙祭祀，册书上记载祖先的世系庙号与历史，极为神圣尊严。

殷商后人在祭祀某先公时，供奉于神灵前的典册内容必与某先公的庙号、世系及生前功绩相联系。周祭祀谱中已经完整记录下上甲微、三报（报乙、报丙、报丁）、二示（示壬、示癸）的庙号，说明殷商民族对自上甲微以来的世系及其相关事迹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并传承下来。郭沫若据此推断出，殷商先世，自上甲微就进入了有史时代。

另外，卜辞中记载了上甲微时期专职负责记录典册的史臣，如“贞：上甲，史五牢”“上甲史其祝父丁必”。

由此可见，虽尚未发现当时的甲骨卜辞或文字材料，但从殷商后人祭祀先公先祖的情况来看，上甲微时期是“有典有册”的。

殷商甲骨文起源于何时？尚未有定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是刻在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两片字骨上，年代约公元前1500年。其中一片牛肱骨骨臼，刻一“㞢（有）”字；一片牛肋骨，刻有十个字：“……又土羊，乙丑贞，从，受……七月。”

人的名字都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通过卜辞中的殷商人名可追溯甲骨文产生的大致年代。比如《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的一份殷商贵族儿氏的家谱，共记载了儿氏十一代的13个人名。其中第一代“儿先祖曰吹”，最后一代生活在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年至约公元前1192年）。

一代有多少年？

一代就是一世，唐朝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改世为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卅部》中说：“三十年为一世。”《字汇·一部》解释说：“世，父子相代为一世。”实际上的统计数字在20年至30年之间。

如果只考察女性的世代间隔，约20年左右。 男性平均世代间隔则较之女性要增加2至4年。

按照平均世代间隔20年至30年来估算，则吹生活于约公元前1550年至公元前1450年之间，也就是说“吹”这个字在商朝初年就出现了。

王亥、上甲微父子是卜辞中能确认的最早的两位殷商先公，王亥的父亲冥极有可能就是卜辞中的“河”，但这是今人推测的，那时甲骨文还不是很成熟，所以冥的名字没有被文字记录下。王亥至商汤共八代，每代二三十年计，王亥约生活于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间。所以，甲骨文起源年代不迟于公元前1800年。

上甲六示的祀典，尤其是示壬、示癸及其配偶出现在殷商王室的典册上，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商族人至少从上甲六示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成文历史记录的时代。 一种文字从起源发展到初步成熟，被用来记录典册，至少要经历一两百年，甚至更长。以此推算，甲骨文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也就是夏朝初年。

史传文献中，有的引述《夏书》《夏训》的佚文，如《尚书》中的《甘誓》《胤征》，还有的保存了夏朝时期的《五子之歌》《候人歌》《予及汝偕亡》等韵文歌谣。夏朝有完整的君主世系，若无文字记录，单凭口传，恐非易事，因而说夏朝已产生文字绝非妄言。至于甲骨文与夏朝文字，是否有关联，不得而知。

殷商甲骨文中，“册”字很像韦编的竹木简，“典”字作双手捧册，给人一种庄严、肃穆之感。可见，当时除了龟甲、兽骨以及青铜器，竹木简是第四种文字载体。战国时代的竹木简，保存下来的都残烂不堪，殷商典册发现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上甲微之时不但有典册，而且设置了负责记录事件、载入典册的专业官员——史，如卜辞中的“贞：上甲，史五牢”。史，就是史官，有作册、作册内史、卿史等。

除了史官，还有负责祭祀、占卜的专业集团——贞人，意味着上甲微时期初步确立了官制。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上甲微统治下的商族已非契时代半农半牧的游走族了，而是拥有文字典册、政权结构、军队的复杂酋邦或者早期国家。可以说，上甲微是殷商文明的早期奠基者之一。

上甲微的重要性还在于他塑造了殷商民族的精神世界。上古时期，宗教祭祀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核心。殷商民族祭祀的第一个近祖就是上甲微。所谓近祖，是指上甲微至成汤之父示癸六位先公，包括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统称为“上甲六示”。

上甲微不但与他之前先公诸如王亥、高祖河（冥）合祭，而且也经常与“上甲六示”合祭，说明了上甲微是殷商民族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

商人在合祭殷商先祖时，都是从上甲微开始的，如有条卜辞：“□未卜，求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率（fén，公羊）。”上甲微字上甲，因他出生于干支甲某日而得名。此后，殷商王室成员形成了以出生日期的十个天干称名的传统，如商汤生于乙日，所以卜辞称之为大乙。

上甲微也是殷商第一个以天干为庙号的先公。上甲微之后的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等，都是遵照这个规则而得名。殷商民族祭祀先祖的日期，与受祭者的日干相同。如祭祀上甲微，要在甲日祭祀。

《国语·鲁语上》中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报，卜辞中写作“匚”，是盛藏祖先灵牌的神龛。从上甲微开始，殷商祖先的灵牌都置放于匚中，然后按日干依序祭祀，这就是《国语·鲁语上》所说的“商人报焉”。在卜辞中，上甲微的“甲”字置于形似神龛的“□”之中，报乙、报丙、报丁的“乙、丙、丁”则置于形似神龛的“匚”之中。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天地神灵、祖宗，成了殷商王朝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祖甲之后，商朝形成了一个严密、有规律的祭祀制度——周祭或周祀。所谓的周祭，是指商王及王室贵族按照翌、祭、祼（guàn）、协、肜（róng）五种祀礼的顺序，对其祖先轮番和周而复始地进行祭祀。其中，翌为祀首，是舞羽（手执翟雉的尾羽而舞蹈）之祀，祭为肉祀，祼为食（黍稷等祭品）祀，协为合祀，肜为鼓乐之祀。在周祭时，翌、肜分别是单独进行的，祭、祼、协则是相互交叉举行的。

周祭的祭祀周期有三十六旬、三十七旬两个类型。殷商周祭的受祀者包括三十一位先王、二十位先妣，祭祀一轮需要十个旬序的时间。

周祭对象有一个严格的规定。殷商先王及旁系先王都列入周祭对象，按即位次序受祀。上甲微是周祭的第一位殷商先王；但是周祭的先妣（女性先祖）仅限于直系先王的配偶，按所配先王即位的次序受祀。示壬的配偶妣庚是周祭的第一位先妣。上甲微作为殷商政治制度的奠基人，以及精神世界的引领者，无疑是殷商最重要的先王之一。殷商后人对上甲微的祭祀，有燎祭、侑祭、御祭、肜祭、报祭等，种类多，规格高。在全部的甲骨卜辞中，能够确认是祭祀祖先的超过15000条，其中以祭祀上甲微的卜辞最多，有1100多条，祭祀祖乙的有900多条，祭祀商汤的有800多条，祭祀武丁的有600多条。上甲微在殷商民族心目中地位之崇高，由此可见一斑。

上甲微之后，商族历史又进入了近百年的空白期。史书及卜辞上除了留下殷商先公的名号外，鲜有记载他事。

有一版龟甲记录了一份完整的殷商诸王祀谱：“甲戌翌上甲，乙亥翌匚乙，丙子翌匚丙，丁丑翌匚丁，壬午翌示壬，癸未翌示癸，乙酉翌大乙，丁亥翌大丁，甲午翌大甲，丙申翌外丙，庚子翌大庚。”这份祀谱便利了今人订正司马迁对殷商世系的误记。

上甲微相当于夏王帝泄、帝不降之时。上甲微卒后，报乙（匚乙）、报丙（匚丙）、报丁（匚丁）、示壬（主壬）、示癸（主癸）等依序即位。这五位殷商先王的年代，大致可与夏王朝的帝扃（jiōng）、帝廑（jǐn）、孔甲、帝皋、帝发相对应。（参见下表）

殷商先公简表

序号	先公	备注
第1代	契	殷商始祖，居蕃。卜辞中“兕”可能是契
第2代	昭明	居砥石，不见于甲骨卜辞
第3代	相土	又称乘杜，迁古商丘。卜辞中“土”可能是相土
第4代	昌若	不见于甲骨卜辞
第5代	曹圉	又称粮圉、根圉，不见于甲骨卜辞
第6代	冥	名字季，不见于甲骨卜辞
第7代	王亥	王亥又称商侯振、该、核、高祖王亥
	王恒	王恒为王亥之弟
第8代	上甲	名字微，居邺。上甲六示之一
第9代	报乙	又写作匚乙，上甲六示之一，三报之一
第10代	报丙	又写作匚丙，上甲六示之一，三报之一
第11代	报丁	又写作匚丁，上甲六示之一，三报之一
第12代	示壬	又称主壬，上甲六示之一
第13代	示癸	又称主癸，上甲六示之一
第14代	天乙	又称成汤，居亳，建立殷商王朝

 

 

喜欢吃龙肉的夏王

夏商并立之势的形成

上甲微之后大约一百年间，商族与夏王朝都处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平静期。殷商先王们谨记上甲微的遗训——“中”，也就是中道，致力于发展民生经济。商族的领地范围以漳河流域为中心，北起古易水、滹沱河，南至古黄河，南北超过一千里的宽幅地区。巩固这片辽阔而又富庶的地盘，是殷商先王的当务之急。

夏王朝延续了帝杼、帝芒时代的繁荣与强大，与周边各部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形成比较牢固的宗藩关系。《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王帝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风夷、阳夷”。在卜辞中，命和令是同一个字，本义是发号施令。这说明畎夷、白夷等周边各部落已臣服于夏王，甚至受其支配。夏王在中原地区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共主地位，是商族一时之间无法摇撼的。

帝泄之后，其子帝不降继位。帝不降六年，西征九苑。根据《水经注》的记载，九苑在今甘肃榆中县境内的苑川河附近，距离中原超过两千里。在当时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帝不降的大军能否作一次长达两千里的远程奔袭，自当存疑。但是帝杼时代不断扩张的势头，一直持续了四代，可见当时的夏王朝仍处在巅峰状态。

帝不降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较长的君主之一。《古本竹书纪年》说他在位六十九年，《路史·后纪》说他在位五十九年。这么长的在位时间并非不可能。世界历史上共有八位统治时间超过七十年的君主，最长的是古埃及第六王朝的佩皮二世，在位九十四年。其次是日本加贺藩的第五代藩主前田纲纪，在位七十九年。

《今本竹书纪年》认为帝不降在位五十九年，将王位让给弟弟扃，并赞誉说，“三代之世内禅，惟不降实有圣德”。帝不降也因之成为上古时期的一大圣君。帝不降跟清朝的乾隆帝很有可比性，两位君主在位均约六十年。乾隆朝武功极盛，乾隆帝自诩有“十全武功”。帝不降亦有讨伐九苑的战功。乾隆禅让给嘉庆，当了四年的太上皇。按照《今本竹书纪年》的说法，帝不降也内禅给其弟帝扃，当了十年的太上皇似的人物。

无论帝不降在位五十九年，还是六十九年，均属于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待机”君主，表明他执政期间夏王朝处于盛世时期，一派繁荣，社会安定。面对这样的一个强大王朝，殷商先王仍然不敢与之直面碰撞，去挑战夏王的“中原共主”地位。

但是，经历了上甲微的励精图治之后，商族也是欣欣向荣，实力猛增，对臣服的周边部落挥舞大棒，加以诛伐。

帝不降三十五年，殷商灭皮氏。皮氏，在今山西黄河与汾河交汇处的河津一带。可见，商族的势力已经翻越太行山脉，深入山西南部的临汾盆地。皮氏灭亡的原因，《逸周书·史记》中说：“信不行、义不立，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皮氏以亡。”意思是皮氏之君不讲信义，臣属试图发动政变，取而代之。皮氏之君大肆镇压，国内大乱。商族乘虚而入，一举灭了皮氏。

商族灭皮氏，约在报乙或报丙之际，其意义十分重大，从此打通了太行山东麓至关中平原的通道，商族势力能够从北面威胁到夏王朝的统治。

随着皮氏的灭亡，夏王朝持续了两百多年的繁荣盛世也走到头了。帝不降之后，其弟帝扃继位。帝扃在位二十一年，儿子帝廑继位。帝廑又名胤甲，把都城迁到西河（今河南汤阴至内黄一带）。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已经逼临商族活跃的核心区域——漳河流域，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条黄河的宽度了。

帝廑之时，灾异频现，夏王朝人心惶惶。《古本竹书纪年》云：“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其年胤甲（帝廑）陟。”十日并出就是大旱灾，天气酷热。如《淮南子·本经训》中记载：“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楚辞·招魂》中也说：“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意思是，天气极度炎热，连金石都快要熔化成液体了。

天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祸。帝廑在位八年，碌碌无为。帝廑死后，王位转移到帝不降一系，由不降的儿子孔甲来继承。

好吃龙肉的孔甲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王孔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庸君。司马迁说他迷信鬼神，好淫乱，导致夏朝衰落，诸侯背叛。帝杼开创了夏王朝的黄金时代，终于以天灾人祸而惨淡收场。夏、商力量对比开始出现了大逆转，历史的天平正朝着商族缓慢倾斜过去。

说孔甲是庸君，主要是他在位期间的两件事。

其一，孔甲与夏朝初年的昏主太康一样，沉溺于狩猎游玩。曾经在东阳萯（fù）山田猎，数月不归。东阳萯山就是今河南巩义市西北一带的首阳山，在郑洛之间，毗近二里头文化遗址。

有一天刮起大风，天空晦暗无光，孔甲迷路了，拐进一户百姓家。当时主人正在生育，有位家人说，国君来了，这孩子一定后福无穷。另一个家人说，恐怕这孩子无福享受，一定大祸临头。孔甲把孩子带回国都，对人说：“这是我的孩子，谁都不准欺负他！”

孩子长大之后，有一次帐幕突然间掀动，屋椽裂开，落下一把斧头，把他的脚砍断了，他从此成了一个废人，孔甲只好让他去看门。但是孔甲对此事并不在意，甚至以此为乐，用东方的音调作了一首《破斧之歌》，开创了一种称为“东音”的乐曲，终日沉湎其中。

其二，孔甲驯龙，嗜好龙肉，见于《史记》和《左传》。

龙，就是鳄鱼。《神农本草经》把鳄鱼称为鼍（tuó）龙。古时候的人吃鳄鱼。宋代《图经本草》中记载：“南人食其肉，云色白如鸡，但发冷气痼疾。”

孔甲喜欢猎奇。一日，有人进献一对雌雄鳄鱼。孔甲不知如何驯养，于是四处寻找以养鳄为业的豢龙氏。豢龙氏又名鬷（zōng）夷氏，原来定居于今河南嵩山以南的汝州、临颍、长葛一带。鬷夷氏以驯养鳄鱼为业，所以被称为豢龙氏。

但是豢龙氏已不知去向，有人把刘累推荐给孔甲。

刘累的族人是陶唐氏后裔的一支，后来迁移至今河南偃师东南一带。刘累曾经向豢龙氏学习“扰龙”之术。扰龙，就是驯养鳄鱼。刘累颇得孔甲欢心，于是被封为御龙氏，取代了豕韦氏。

豕韦氏原叫大彭氏，是上古时期颛顼高阳氏的一支彭姓后裔。彭姓中有个叫彭祖的，相传活了八百多岁，说明彭姓部落历史悠久，经千年而不灭，是上古时期的一棵常青树。

大彭氏在夏朝时是一方诸侯，因为太康乱政，大彭氏起了逆心，不再臣服于夏王。少康中兴之后，大彭氏重新听命于夏朝。少康把大彭氏的首领元哲赐封在滑州韦城（今河南滑县），称之为豕韦氏。

孔甲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让豕韦氏这棵千年常青树枯萎。刘累受封滑县，取代豕韦氏之后，专职为孔甲驯养鳄鱼。不久，那条雌鳄鱼死了，刘累暗暗地将它剁成肉酱，进献给孔甲。孔甲迷上了这一怪异的舌尖之味，要求刘累继续供应。

孔甲贪得无厌，刘累不堪重负，赶紧迁徙到远离孔甲的鲁县（今河南鲁山县）去。《太平寰宇记》中记载：“今汝州鲁山县即御龙氏邑。又汝州有大龙山，并刘累养龙之处。”可见，刘累南迁鲁山县之后，不改本行，仍以驯养鳄鱼为业。

刘累离开滑县之后，颛顼后裔彭姓的豕韦氏得以复国。豕韦氏不念旧恶，忠诚于夏王，与顾、昆吾并称为夏末三大方国，拱卫着夏朝的东方门户，抵御商汤的进攻。

刘累逃走了，孔甲只好另找一个叫师门的驯龙能手。但师门还是无法满足孔甲的贪婪，孔甲一怒之下，把他杀了，埋在荒山野外。有一天，下起大暴雨，暴雨停息之后又发生火灾，把整座山林都烧毁了。孔甲沉迷鬼神，宠信巫术，认为这是师门的魂灵在作祟，亲自去野外建祠祭祀，回来的时候却在路上死去了。

庸君还是贤君

由于孔甲治国无德，好神鬼巫术，喜欢猎奇，沉溺酒乐，夏王朝迅速衰败下去。诸侯离心，帝杼苦心经营的中原新秩序，逐渐陷入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到了夏桀之时夏终于被商汤灭掉。《国语·周语下》中说：“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将夏朝的灭亡，归咎于好吃龙肉的庸君孔甲。

然而，比《国语》和《史记》年代更早的文献刷新了世人对孔甲的认知。清华简《厚父》中提到，夏桀“弗甬（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真（颠）复（覆）厥惪（德），湳（沉）湎于非彝，天乃弗若（赦），乃述（坠）厥命，亡厥邦”。将孔甲称为“哲王”，说他制定了治国法典，打理朝政很有一套，是上古的圣明之君。夏桀违背了孔甲制定的典刑，沉湎酒色，因而丧身亡国。

无独有偶，《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载：“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杜预注云：“孔甲，少康之后九世君也，其德能顺于天。”意思是说孔甲对天帝恭顺，因而得到了天帝的嘉奖。古时候判断一个圣君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顺应天道人心，杜预也把孔甲视为“德能顺于天”的贤君，与清华简《厚父》不谋而合。

怎么看待对孔甲不同的评价？

历史是后人书写的，是为现实服务的。著史者处在不同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产生不同的史观。清华简《厚父》被认为属于西周初期的文献，《左传》成书也较早，处在商周战争之后及春秋战国纷争的社会动荡时期。“刑乱世，用重典”，孔甲之时夏朝也呈现出衰败之势，所以孔甲用典刑，被称为“先哲王”也在情理之中。而司马迁著《史记》之时，正逢汉武帝宠信新儒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个思想界浸润于狠批法治、尊崇德政的浓郁氛围之中，所以对孔甲制典刑颇有微词。

当然，也不能因《厚父》一句话，就将孔甲定性为一代明君。他沉浸在鬼神、巫术之中，事淫乱；虽动用典刑，却无法压制民众的非议与不满，诸侯离心离德，使夏朝不可逆转地处于下降通道之中。

孔甲在位三十一年，也有说九年；死后，儿子皋继位。

皋是个短命的夏王，在位仅三年就驾崩了，葬于崤山之南陵（今河南省洛宁县一带）。公元前627年，秦、晋两个霸主在帝皋王陵附近爆发名垂千古的崤之战。这是历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伏击歼灭战，导致三万秦兵全军覆灭，扼住了秦穆公东进的迅猛势头。晋襄公得以再次称霸，从此改变了中原地区的大格局。历史记住了崤之战，却忘记了三万秦军躺尸之地不远处的夏后皋陵墓。

皋死后，儿子发继位。《古本竹书纪年》载：“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保庸，意思就是重酬有功之人，使之心安。可见，帝发之时，以夏朝为核心的中原宗藩体制仍然存在，周边各部落俱俯首听命于夏王。但是夏王朝经过孔甲的折腾之后，文化软实力大为下降。帝发力不从心，只能够通过重赏厚赂的方式，在上池酬谢、慰抚前来朝觐的方国首领，勉强维系了体面的共主地位。

帝发、帝皋之际，商族的首领是主壬、主癸。此时，商族默默无闻，夏商关系看似风平浪静，实则一股暗流正悄悄酝酿之中。主癸之后，商族诞生了一位伟大的领袖——成汤，他是这股暗流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