睽违一年,真实故事计划对我们所处世界的讲述从未断点。很荣幸,这是和读者们在一起的又一个年头,时间斗转,握手的人们没有走散。
诚恳的文字为了感受,如同切近脉搏,触知时代的跳动与生息,察觉个人生存处境的冷暖。《中年父亲代孕了一个孩子》讲述了一个极端的生育故事,透视传统观念与现代家庭的极限拉扯;《臭车背后,住在车里的网约车司机》则在网络热门话题中,以更深的视力,找到臭味在网约车司机这个群体里的生活源头,揭示出普遍的困境;《一个贫穷的作家决定重新找工作》以一位知名作者的境遇,书写灵活就业群体生存空间的萎缩。
要紧的是,我们应该善良和诚实,彼此永远不要相互遗忘。期望诸位朋友和真故编辑部一起不断地读,不断地写,在心灵不断后撤的时间里,守卫珍贵的日常。
真故编辑部选出2024年真故最值得阅读的7篇稿件。来,我们一起重看这一年的来时路。
N0.1《劳荣枝二哥,无法背过脸去》
劳声桥是死刑犯劳荣枝的二哥。劳荣枝犯罪潜逃二十余年又出现,如巨石掷向劳声桥生活的水面,他没有背过脸去。在一片非议声中,劳声桥替妹妹道歉,找律师打名誉权官司,全力申诉辩护,以试图保住劳荣枝的性命。
2023年12月18日,劳荣枝被执行死刑的当天,劳声桥还在为案件奔走。
撰文:罗方丹
雷磊
劳声桥是一个执拗的人。他是死刑犯劳荣枝的第二个哥哥。
因自身容貌,以及作为悍匪法子英的情妇并参与杀人犯罪,劳荣枝案引发全社会广泛的关注。其案件争议核心点,是劳荣枝是否属于被胁迫犯罪,以及劳荣枝是否是作为法子英杀人的从犯而非主犯。网络间对劳荣枝的戏剧性人生津津乐道,投射到具体法律层面的关注则较少,在一个等蓝底白字通报的年代,罪犯伏法、正义伸张总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可以说,劳声桥和他身后的劳家人一直身处极端被动的境地。潜逃20年的劳荣枝在2019年被捕后,劳声桥没有躲闪,而是在无数谩骂声中,替妹妹道歉、辩护,试图挽救妹妹的性命。他不仅是尽一个哥哥的责任,也是一次法律实践的探寻。即使是凶犯也有权利为自己辩护。2023年底,劳荣枝依法院判决执行死刑。
杀人偿命是常识。某种程度上,劳声桥的执拗也在坚守一种常识。
N0.2《中年父亲代孕了一个孩子》
中年男性瞒着家人代孕的现象不时见诸报端。在苏北某县城,研究生毕业不久的徐书晴(化名)是家里最后一个知道父亲代孕的人。她的父亲经过长期谋划,在2022年代孕生育了一个男孩。
代孕的孩子煎熬着徐书晴和母亲。父亲的背德,血亲的愤怒、迷茫,让家庭原有的秩序与伦理渐渐崩解。
撰文:佟畅/编辑:温丽虹
罗方丹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本文聚焦买方视角,发掘出荒谬的故事:女儿不生,妻子难生,一些求子心切的中年男人开始通过代孕的方式定制孩子。
文章没有停留在对求子者的控诉,而是进一步溯源他们所处的环境。“因为没有儿子,徐书晴的父亲在亲戚朋友间都抬不起头。”乡土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将压力传导给求子者,使得男人们被逼在妻女外,通过代孕的方式进一步剥削陌生女性。从荒谬的结果往前溯源,我们能看见父权制的链条环环相扣,作用于每一个人身上,最终传导到最末端。
恶意往往不能简单归因于具体个体,受害与施害的身份也并不总是那么明晰。这篇文章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停留在对个人的审判,而是要回归人所处的环境,考察结构性暴力及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N0.3《被竞业困住的大厂员工》
入职时签下竞业限制协议,离职后遭遇了公司高额索赔,其中不乏初出茅庐的应届生。
过去十年间,推崇“自由、平等、开放”的互联网公司,成为年轻人心中的职场圣地。然而,当世界开始紧缩,狰狞再次展露。
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索赔金,成为套住这些年轻人的又一道枷锁,他们的人生轨迹随之改变。
撰文:肖思佳/编辑:温丽虹
崔玉敏
伴随着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从狂飙突进到收缩调试,“竞业限制”这一曾被用来限制公司的核心管理层和技术人员离职后加入竞品公司、保护商业机密的法律措施,越来越多蔓延到互联网大厂的基层员工。
报道中涵盖了稍显艰涩的商业和法律知识,作者巧妙地从一名基层员工被“竞业”所困的经历引入,展示了泛化和滥用的竞业协议,如何折断他们的职业生涯、日常生活以及心理上的安全感。一个荒谬的细节是,据一位员工回忆,前司的一位hr对他启动竞业,是hr认定公司众多人离职,是因为他“起了坏的带头作用”而想杀鸡儆猴。
思佳还捕捉到员工和大公司在权力不对等下,“不自知”签署了竞业协议。而公司启动竞业时拥有更富经验的法律团队,更充足的资源,劳动者们想要维权时,在经济和资源上所处的弱势地位。
文章里那位试图同“竞业”抗争的大厂前高管,形容自己被公司当“干电池”的比喻,刺痛了我。他讲到过去两年多“早11晚11每月单休”的生活,他想靠“忍耐”,用青春和时间换金钱,最终收获了一份显示两份肿瘤指标超标的体检单。互联网大厂靠着略高的薪酬、构建的“创新和梦想”吸引年轻人,占据和利用他们精力充沛的身体,最具创造力和进取心的时光,创造商业奇迹,最终却能全然忽视他们的付出和权益。
这篇报道深刻地指向了一些互联网公司的管理问题、相关法律和司法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也是给年轻求职者的实用避雷指南。
N0.4《臭车背后,住在车里的网约车司机》
人们好奇,为什么在城市里打到“臭车”的概率越来越高了?
一些网约车令人不悦的气味,来自于住车族充满临时感的生活。这些司机绝大多数都是专职开网约车的男性,为了省下房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干脆不租房,吃、喝、睡都在车里进行。车不仅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挣钱工具,也是他们完成一切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他们中的很多人意识到问题,采取各种方式缓和这种味道,也有人否认自己和车存在气味。
臭车是一种处境,充满无奈肩负家庭生存的压力,也正在成为一些网约车司机无法意识到的处境。
撰文:吴寻/编辑:温丽虹
肖思佳
臭车相关的讨论,网上一直没有间断。有不少人将臭车的原因归咎于司机自身,认为是司机自己不爱洗澡、不爱干净,因而要求针对性的对司机进行处罚?我想,这篇文章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一质询。
对这些以车为家的网约车司机来说,洗澡不仅是个人卫生习惯的问题,更是一笔难以权衡的生活成本。当一个月有15天需要睡在车里,连轴转的日程让他们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关照自身。长时间的不健康作息导致的肠胃和呼吸道疾病,也让车厢内的气味随着鼾声与呼吸弥漫开来。
城市日益展现出繁华与便利的表象,但支撑这一切的,却是一群生活在“暗面”的不体面的劳动者。现实将他们推向了这种夹缝生存:一边是对更高收入的迫切需求,一边是被压缩到极限的时间、精力与尊严。享受着便捷与舒适的乘客,和为生计疲于奔命的司机,飘散在车厢内的异味,或许就是两个世界交汇的隐秘标记。
或许,比责问“为什么不讲卫生”更重要的是追问:为什么如此庞大的劳动群体,会被城市的运行机制推向如此边缘的境地?当服务于他人的人被迫牺牲基本的生活质量,这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社会问题的缩影。改善这一状况,需要的是全社会对劳动者尊严的关注与尊重。
正视异味背后的难处,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N0.5《一个姐姐决定带智力障碍妹妹逃婚》
在广州工作的罗冬阳决定在30岁这年,带智力残障的妹妹逃婚。作为姐姐,她努力从山村考入大学,进入一线城市工作,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自主生活;而与此同时,妹妹罗春月在父母收到彩礼后被嫁给同样有残疾的男人,在反复出走的过程中遭遇多次性侵、生育孩子,最终,又被不愿负担的婆家退婚。
就在妹妹又一次被嫁人前,姐姐罗冬阳决定带她逃婚。即使这个决定会被父母和家人们责怪,即使带一个智力障碍者生活会失去一部分未来,生而为人,姐姐希望智力水平仅有6岁的妹妹有尊严地活着。
撰文:罗方丹
郑彩琳
罗冬阳凭借不懈努力,从偏远山村迈入高等学府并在广州这座繁华都市站稳脚跟,实现了对个人自由的深切渴望。
可命运却对她的妹妹罗春月另有一番安排:她在年幼无知时被父母以彩礼之名许配给同样残疾的男子,历经多次婚姻的不幸,包括遭受性侵、被迫生育,最终惨遭夫家遗弃,回归原生家庭却未见温情。
罗冬阳决定带妹妹出逃,即便未来的生活将因承担这份额外的责任而充满未知,罗冬阳选择站在妹妹这一边。
文章不仅讨论了智力障碍者在婚姻和家庭中面临的困境,还触及了现代社会中个体成长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微妙平衡。罗冬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真正的爱不仅仅是接受与包容,更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所爱之人争取应有的权利与尊严。
N0.6《一个贫穷的作家决定重新找工作》
靠写作养活自己是许多人的梦想。袁凌41岁成为作家,46岁从职场抽身、全职写作。
和妻子生活在北京,袁凌没有北京户口、单位社保和固定工作,在北京也没有房产。写作,是他支撑起生活的方式。但今年,出版业的萎靡让他更明显地感受到自由职业的艰难。他感觉生存根基正在动摇,日常生活中,他愈发频繁地与不安全感对峙。
51岁这年,袁凌考虑重新开始找工作。
撰文:杨晓倩/编辑:温丽虹
刘思聪
袁凌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他文字的质感,他的专业素养和实践经验,他的履历、作品、声名,早已超越普通写作者。
他被普利策奖得主张彦誉为“非虚构大师”。
只是他也和“贫穷”相关。在这篇故事里,他的贫穷如此真诚,生存焦虑有其明确指向。贫穷也为他的长辈、邻居所目睹和嫌弃,甚至牵扯到书籍摆放和家居环境。
一个才情过人、事业运良好的媒体人,不断从稳定生活中拐出,归零一切去写作,却又和贫穷绑定。文章细数这段歧途的岔口,写出袁凌个人可贵的顽固,也写出时代变化如何压缩写作者的生存空间。
这篇破圈文章发出一周内,被我爸转发给了我,一个95后新北漂、渴望靠写作谋生的年轻人。我惊讶地读到,当袁凌的书摆在书店进门的显眼位置时,他的父亲也会决绝地列举他人生失败的事例。
电话里,我爸通知我“有篇文章写得挺好的,你也看看”,便没有再多讲什么。
想必他的忧虑都在文章的“好”里了。
N0.7《大哥在养殖场看着你》
这绝不仅是一个剥削的故事。
2024年9月开始,知名漫画作者@真-柳堡在网络上发布一系列文章,控诉自己2008年起供职的A-soul工作室是一间长期压榨画手员工的黑工厂。之后,又有近20名工作室前画手加入声讨,相关话题一度登顶热搜第一。
出品过《浪漫传说》《暴走邻家》《极度分裂》等知名作品的A-soul漫画工作室成立于2008年,刚好赶上中国漫画的蓬勃发展期,还受托绘制了《斗罗大陆》的漫画版。
在前员工的控诉里,深受漫画迷们喜爱的A-soul工作室有着可怖的另一面:2011年到2019年,工作室搬到通州一个动物养殖场里,画手们和数百只动物同住;画手们被要求每天“自愿”工作16小时以上,睡眠是可耻的,必须听“向上”的音乐,工作时必须同时说话不允许沉默,画手们被鼓励互相监督与举报;工作室年营收百万以上,但画手没有社保与工资,拿到的报酬只有行业正常水平的十分之一不到。
许多A-soul工作室作者在养殖场里成年、恋爱,甚至结婚生子。离开养殖场的人里,有人丧失了语言能力、精神分裂,不少人已不能绘画,也有人躺在马路上试图结束生命。
去人化,难以置信的暗黑,画手们描述出一个动物农场式的工作场域。网友们在震惊愤怒之余也发出疑问:一群接受过教育、才华横溢的漫画作者为何心甘情愿被禁锢在养殖场里十数年?这样一个“奴工式”的群体,为何会出现在资讯发达的一线城市近郊?至今,仍留在A-soul工作室的画手们又是因为什么?
无数的追问都指向工作室的一号负责人,刘某,一个代称为“哥”的人。
撰文:罗方丹
刘思聪
一帮才华横溢的漫画家,十几年地忍受非人的奴役。他们住的地方甚至就叫养殖场。讽刺明明近在眼前,却能被粉饰为成长的阵痛、崇高的牺牲。原来,乌托邦、动物农场、奥姆真理教这样的恐怖现实,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发生着。
这群漫画家的作品是一代人的童年,也是他们自己的热血青春。但这篇故事让我对人性中刻奇和崇高的较量,踏踏实实地更悲观了一点。
肖思佳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和反胃的故事。漫画养殖场就像一个封闭的小社会,表面有着流光溢彩的幸福,但实则充斥着破碎、流血的梦想和漫画师们被吞噬的数十年青春。
精神操控的可怕,正是在于其隐秘和无声。它不动声色地剥夺人们的判断力,重塑其价值观,最终让个体甘心将生命献祭给不可见的枷锁。这不仅是对艺术理想的讽刺,更是在警醒我们:面对任何制度化的剥削与规训,个体的自主意识与尊严是最宝贵也最脆弱的屏障。一旦放弃思考与反抗,便会不知不觉沦为体系的“养殖品”,任人摆布。
贺伟彧
利用年轻人热血的漫画理想和脆弱的情感归属需求,“哥”打造出一个虚幻的“家”。在这个“家”里,“家人们”彼此依靠,“家”全然接纳不被外界认可的你;“家”中的我们彻底“平等”,在职级上不作分层,在经济上实行共同制;我们放弃“小我”,向着共同的梦想努力。
对一个怀抱天真梦想又在外部世界处境边缘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显得如此崇高而美好,不能说不诱人。他们可能接受过一套所谓良好的教育,但知识结构又极单一,总之,不足以支撑他们缺乏阅历的稚嫩心灵辨认出其中的恐怖和荒谬,用一句流行语讲,就叫“清澈而愚蠢”。年轻的心灵轻易交付信任。
在养殖场里,制定在作画时不停说话的规则,鼓励画手间互相监督举报,“哥”无死角地监控着画手们的思想。通过限制阅读、交流,超强劳动、取缔闲暇,个人思考和公共讨论的空间被彻底消灭,只剩“哥”的话语充斥全部的头脑。话语建构起规则,定义了“真理”,当个体把规则内化,自我的规训就此完成。“哥”掌握了唯一的话语,也即拥有了极致的权力,养殖场成为“哥”的极权国度。
荒谬的故事真实地发生着,其中有悲剧性的必然,提醒我们自由意志的可贵,及支持其存在的种种条件之必要,闲暇之必要,阅读、思考、交流、科学获取信息之必要,叙事之必要,社会网络支撑之必要。甚至是,与复杂的社会交手,成为“成年人”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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