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玉良 李咏琴：阅读行为如何影响个体的道德敏感性？一个双重中介模型

阅读行为如何影响个体的道德敏感性？*——一个双重中介模型

How Does Reading Behavior Affect Moral Sensitivity?: A Dual Mediation Model

作者简介

谷玉良，社会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李咏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摘  要：以往研究指出阅读有助于提升个体道德水平，但阅读究竟如何影响个体的道德敏感性，其内在机制却未讨论清楚。为了探究阅读行为与个体道德之间的内在关联，文章基于CGSS2015数据，实证分析了个体的阅读行为与道德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个体的阅读行为可以正向预测其道德敏感性；（2）抑郁情绪和认知能力在阅读行为与个体道德敏感性之间起中介作用。其中阅读行为可以缓解抑郁情绪，进而提高个体的道德敏感性。阅读行为还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而促进道德敏感性的发展。研究结果揭示了阅读行为与道德敏感性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阐明了阅读的道德意涵，为新时期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阅读行为；道德敏感性；抑郁情绪；认知能力

1.引言

道德敏感性是指一种在特定情境中，对道德问题或冲突进行有效识别、分析和处理的能力，它包括个体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个维度^[1]。作为个体道德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道德敏感性的培养对个体的成长与发展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适应具有重要影响。而阅读被视为一种实现道德教化、立德树人的重要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中所指出的，“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阅读对于个体道德的形成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关于阅读如何影响道德敏感性及其作用机制却少有讨论。在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通过阅读推进个人道德成长是新时期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应有之义。基于道德敏感性对个体成长发展的重要意义，探讨阅读行为与道德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将为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发挥阅读育德的功能提供新的启示。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居民的阅读行为是否会影响其道德敏感性？阅读行为影响个体道德敏感性的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5, CGSS2015）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阅读行为与道德敏感性

道德敏感性关注个体对情境中道德因素的敏锐感知，是一种对情境进行解释的道德心理能力。根据Callahan的观点，道德原型是理解道德敏感性的心理机制的重要环节^[2]。道德原型来源于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作为一种典型样例，其积累就相当于个体思维体系中道德素材的积累。当个人面临一个可能含有道德因素的情境时，道德原型通过与头脑中已有的道德原型的匹配能够调动起人们的情绪，唤醒出与该原型相关的情境中的情绪状态。同时，头脑中已有的道德原型也会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帮助人们对该道德情境作出解释^[3]。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个体所积累的道德原型的丰富程度将直接影响其道德敏感性水平。而阅读素材中实际上包含了诸多道德原型。Koopman和Hakemulder将阅读视作“道德实验室”，在阅读过程中，个体可以试验与自己不同角色的道德立场并参与作品的意义创造^[4]。这与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阅读是个体汲取榜样力量、通过“共鸣”实现价值观“主流化”的过程^[5]。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实际上也是个体从素材中挖掘道德原型，并与头脑中的道德原型建立关联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将促进道德原型的积累，还会进一步提高个体对生活中道德问题的觉察能力。已有研究发现，相较于电视媒体、无线广播、互联网等媒介阅读渠道，我国出版业对图书报刊等读物的把关审查更为严格，对社会效益的要求更为突出^[6]。因此，可以推测，图书报刊中所拥有的道德原型更为丰富，对个体道德敏感性产生的影响也将更为显著。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

H1：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阅读行为对个体的道德敏感性存在正向影响。

2.2 阅读行为、抑郁情绪与道德敏感性

随着社会转型与变迁加剧，压力与焦虑等负面情绪越来越成为一种可感的情绪被个体所捕捉，并成为诱发抑郁的重要来源^[7]。如何排解抑郁情绪，提升个体心理健康，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在此过程中，“阅读疗法”作为一种疏导抑郁情绪的有效手段广受认可。“阅读疗法”最先由美国学者塞缪尔正式提出，发展至今，学界已对阅读疗法达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在疾病治疗中利用图书和相关资料进行治疗的方式，在医生指导下，有引导、有目的、有控制地治疗情感和其他方面的问题^[8]。在国外，Riagg的研究证实了阅读疗法可以有效改善并减轻抑郁症的症状^[9]；Songprakun等人同样发现阅读疗愈相关书籍可以有效缓解中度抑郁症患者的忧虑情绪^[10]；事实上，阅读行为可以培养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从而帮助个体获得更积极的情绪体验^[11]。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显示出了相似的结果。韩滢莹等人发现阅读疗法对服刑人员心理健康和抑郁康复的作用甚至好于专业心理读物^[12]；杜立婕和翟松证实了绘本阅读对于缓解患儿在住院期间的抑郁、退缩、恐惧、分离等情绪有较明显的作用^[13]；张宁逸指出：书籍除了能够拓宽知识面、获取经验感受之外，还有宣泄心中抑郁、安抚内心恐惧、缓解家庭关系、实现自我提升等功能，最终达到“治病”的目的^[14]。由此可见，通过阅读可以起到缓解抑郁情绪的作用。

情绪与道德敏感性密切相关。从整体上来看，情绪是道德敏感性发生作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两者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作用形态。有研究发现，情绪状态和道德敏感性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即不同的情绪状态会影响个体对不同类型的道德问题的敏感性，正向情绪状态会增强个体对正义相关问题的敏感性，而负性情绪状态会增强个体对利他相关问题的敏感性^[15]。然而，少有实证研究从数据层面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基于以上分析，推测抑郁情绪可能是阅读行为影响道德敏感性的机制之一。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

H2：抑郁情绪在阅读行为和道德敏感性间起中介作用，即阅读行为可以通过缓解抑郁情绪从而提高个体的道德敏感性。

2.3 阅读行为、认知能力与道德敏感性

认知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部分，是个体的大脑对客观世界及其关系进行信息处理从而能动地认识世界的过程^[16]。个体的认知系统既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也是文化塑造的产物^[17]。即个体的认知能力并非与生俱来的，其形成与发展受外部环境系统的影响。阅读即被视为影响个体认知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通过阅读在大脑中所建立的叙事世界的心理模型会对读者的日常社会认知产生强烈影响^[18]。换言之，阅读可以塑造个体的自我认知，改变自我对社会的态度与信念^[19]。在本土语境下，阅读也被视作获取知识、发展心智的重要途径，将影响个体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基于此，我们推测阅读行为可以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

认知能力与道德敏感性之间存在显著关系。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对认知过程的理解是认识复杂社会行为的关键^[20]。随着社会认知能力的提升，个体的行为取向将逐渐从自我中心向他人取向、社会取向转变^[21]。黄华在引用Aquino等人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型中提出，如果个体自我系统中的道德认同进入了工作状态，那么也会使人作出相应的道德行为^[22]。换言之，道德敏感性作为一种对道德问题的感知能力，离不开认知的作用。据此可以推测，个体的认知发展水平越高，相对应的道德敏感性水平也就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3：

H3：认知能力在阅读行为和道德敏感性间起中介作用，即阅读行为可以通过提高认知能力从而提高个体的道德敏感性。

3.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数据来源于CGSS2015的调查。CGSS是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入户调查项目，由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完成。它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个层次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科学和现实意义的议题，推动国内科学研究的开放与共享，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成为多学科的经济与社会数据采集平台。在CGSS的历年调查中，仅有2005年和2015年两期数据对居民的“道德敏感性”进行了测量。而关于居民的阅读行为方面，尽管2005年以后的每期调查都进行了测量，但2005年和2015年的测量方式不同，难以进行跨时段的变迁分析。因此，本文仅选择了2015年的数据用于研究阅读与道德敏感性的关系。除此之外，2012年，“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被历史性地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之中，全民阅读活动氛围逐步形成。在此政策背景下，结合本研究数据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2015年的数据展开分析。2015年，CGSS项目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个村居社区，共完成有效问卷10 968份。本研究所有变量来自CGSS2015数据的A、B模块。

3.2 变量选择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对CGSS2015中“无法回答”“拒绝回答”等缺失值进行处理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0968个。相关变量、编码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3.2.1解释变量：阅读行为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阅读行为，侧重于书、报纸、杂志阅读的影响，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将其操作化为阅读频率。这一变量来自2015年CGSS问卷的第A30-4题“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对“读书/报纸/杂志”这一活动的测量：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

3.2.2 被解释变量：道德敏感性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道德敏感性，侧重于个体对道德情境的识别和看法。这一变量来自2015年CGSS问卷的B9部分（量表）“如果别人有以下行为，您的反应/看法是怎样的呢？”该量表一共提供了十个情境，依次为“在公众/共场合大声喧哗”“吸烟者在非吸烟者面前或附近吸烟”“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讲粗话/脏话”“不排队购物/付款/办事，夹塞/插队”“不按照交通灯指示和行人线过马路”“不守时间”“不守信用”“不关照/协助老、（病）弱、（伤）残、孕、幼”，对这一活动的测量为：不反感、不太反感、无所谓、比较反感、很反感。本文采取了加总取平均值的方法对该变量进行处理，以此代表研究对象的道德敏感性水平。

3.2.3 中介变量：抑郁情绪与认知能力

如前所述，本文的中介变量为抑郁情绪与认知能力。其中抑郁情绪来自2015年CGSS问卷的第A17题“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对这一活动的测量为：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而认知能力来自2015年CGSS问卷的A模块个体认知能力部分第A49—A52题：“听普通话的能力”“说普通话的能力”“听英语的能力”“说英语的能力”，对这一能力的测量为：完全听不懂/不能说、比较差、一般、比较好、很好。同样采取加总取均值的方法对这一变量进行处理，以此代表研究对象的认知能力。

3.2.4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收入水平、宗教信仰、职业类型7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对部分变量进行了如下处理。性别：男性为1，女性为0；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为1，初中为2，高中/中专/技校为3，大学及以上为4；政治面貌：党员、民主党派等为1，其他为0；收入水平：取自然对数；宗教信仰：不信仰宗教为1，信仰宗教为0；职业类型：雇主为1，雇员为2，其他为3。

3.3 模型构建

根据前述研究假设，本文首先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分别考察阅读行为、抑郁情绪、认知能力如何影响道德敏感性。其中X_ij代表控制变量的集合，ε_i为随机误差项。

同时，为考察抑郁情绪与认知能力是否作为中介变量，使得阅读行为可以借此影响居民的道德敏感性，本文借鉴Baron和Kenny的研究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下中介效应模型^[23]。

其中θ₁表示阅读行为对道德敏感性的直接效应，γ₁表示阅读行为对抑郁情绪这一中介变量的效应，δ₁表示阅读行为对认知能力这一中介变量的效应，h₁表示抑郁情绪中介变量对道德敏感性的效应，h₂表示认知能力中介变量对道德敏感性的效应，h₃表示阅读行为对道德敏感性的效应。中介效应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与上述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控制变量相同，ε_i为随机误差项。

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本文采用逐步检验法进行检验。按照温忠麟和叶宝娟提出的检验流程^[24]，依次检验系数θ₁、γ₁、h₁、δ₁、h₂、h₃的显著性，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定义

4.实证分析与发现

4.1 基准回归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本文将个体的道德敏感性作为连续的结果变量，使用多元有序回归模型进行基准回归。依次纳入了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1a）、（2a）、（3a）分别检验了阅读行为、抑郁情绪和认知能力对道德敏感性的影响，模型（1b）、（2b）、（3b）又分别加入了控制变量。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阅读行为和认知能力的系数一直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阅读行为、认知能力与道德敏感性呈正相关，个体的阅读行为越积极、认知能力水平越高，其道德敏感性水平也就越高；而抑郁情绪的系数一直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抑郁情绪与道德敏感性呈负相关，个体的抑郁程度越高，其道德敏感性水平就越低。从控制变量的影响效果来看，个体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以及政治面貌始终显著，而年龄在模型（1b）中不显著，在模型（2b）、（3b）中显著。具体来看，性别与道德敏感性显著相关，以女性作为参照，男性的道德敏感性水平要低于女性；文化程度与道德敏感性显著正相关，以小学及以下学历作为参照，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个体的道德敏感性水平也会提高；收入水平与道德敏感性显著正相关，即收入越高，道德敏感性水平也就越高；政治面貌与道德敏感性显著相关，与其他政治面貌的居民相比，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的道德敏感性水平更高。而年龄在模型（2b）、（3b）中显著，说明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著影响个体的道德敏感性，年龄越大，个体的道德敏感性水平也就越高。

4.2 中介效应检验

为检验公众的阅读行为是否会改善其抑郁情绪以及提高其认知能力的水平，进而提升公民的道德敏感性，本文按照改进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对模型（1）、（4）、（5）、（6）进行回归，检验了系数θ₁、γ₁、h₁、δ₁、h₂、h₃的显著性，考察中介变量效应。回归结果详见表4。

表4 中介模型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的值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阅读行为与抑郁情绪、道德敏感性以及抑郁情绪与道德敏感性均显著相关，按照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可以认为抑郁情绪这一变量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也就是说，阅读行为可以降低公众的抑郁情绪，进而提高其道德敏感性水平。与此同时，阅读行为与认知能力、道德敏感性以及认知能力与道德敏感性均显著相关，同样可以判定认知能力这一变量的中介效应存在。通过阅读，可以提高居民的认知能力，进而提高其道德敏感性水平。

4.3 性别异质性分析

根据基准模型回归结果，男性和女性在道德敏感性水平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想进一步探究在中介模型中，中介效应是否也存在性别差异。性别差异性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对中介模型的分组样本回归来看，在控制了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类型、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之后，男性组和女性组在阅读行为对道德敏感性的影响上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差别。不仅男性的阅读行为对其道德敏感性的影响更大，在作用机制上，也存在显著不同。在女性样本中，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研究结果显示，阅读行为并不会显著影响女性的抑郁水平。并且在加入中介变量后，阅读行为对道德敏感性的直接效应消失，仅认知能力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而在男性样本中，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同样未得到验证。在男性群体中，抑郁情绪与道德敏感性水平并不相关。不同的是，在加入中介变量之后，阅读行为对道德敏感性的直接效应依然存在，认知能力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表5 中介模型分样本检验

这一情况的出现可能与男女两性在抑郁情绪上突出的性别差异有关。根据全球层面的数据统计结果，女性抑郁症的发病率要显著高于男性^[25]。学者对这一现象的成因进行了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的探讨，指出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易感知负面情绪、获得更少的心理健康回报等^[26]。根据累积劣势理论，早期的不利影响会随着生命历程的发展不断累积，从而扩大两性间的心理健康差异^[27]。我们推测，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消解女性抑郁情绪的措施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在男性群体中放大的心理健康优势可能也会影响个体在面临道德情境时的角色卷入程度，从而影响其对道德情境的感知。得出更确切的结论仍需更进一步的研究，但现有的研究结果启示我们，在探讨以阅读行为促进道德敏感性的作用机制时，要关注男女两性在抑郁情绪作用机制上的显著差别。

5.结论与讨论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本文从阅读对个体道德发展的影响出发，本文基于CGSS2015数据，初步探讨了居民的阅读行为对其道德敏感性的影响，并依据情绪与认知作为道德敏感性发挥作用的重要成分这一前提条件，纳入了抑郁情绪与认知能力作为中介变量，以此探讨阅读行为影响个体道德敏感性的作用机制。总的来看，阅读行为对个体的道德敏感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阅读行为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道德敏感性水平。抑郁情绪在阅读行为影响道德敏感性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通过阅读，可以有效缓解个体的抑郁情绪，进而提高其道德敏感性水平。认知能力在阅读行为影响道德敏感性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阅读可以有效提高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而达到提高个体道德敏感性的目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的分析数据为2015年调查的数据，数据收集时间相对较早，且只使用了单一年份数据，无法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阅读行为与个体道德敏感性的关系。这是本研究在数据层面存在的一个局限。后续研究可以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二者关系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及其稳定性。

总体上来看，阅读行为可以影响个体的道德敏感性。基于这一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提升出版行业的责任使命，确保优质读物的供给与生产。阅读的内容是阅读的核心基础，而优质的读物是通过阅读进行德育的必要前提和基本条件。优秀读物中所蕴含的丰富的道德原型与精神元素具有强大的教化功能，能够对个体价值观与道德品质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以阅读促德育的前提是要做好出版工作。具体来看，首先，应当通过政策规范对阅读出版工作进行质量保证，也即通过制度规范与行业自律确保优质阅读内容的产出；其次，应当加强出版行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积极打造并研发具有道德教化功能的精品读本，通过高品质的读物供给培育积极的阅读风气，并以此抵御不良思想的侵蚀；最后，应当适当扩大以道德教化为核心内容的主题出版活动，并在出版的过程中注重回归本质，深入探索个体的情感世界与认知世界，避免陷入“唱高调”“说空话”的出版模式^[28]。

二是深入推广并落实全民阅读政策，确保阅读资源配置的区域均衡。“全民阅读”倡议自提出以来已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风尚也在逐步形成。在此背景之下，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全民阅读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要将这一政策落实到位。具体来说，首先要在公共资源供给上兼顾充分与平衡，确保不同地区、不同人群能够享受同等阅读资源。例如，推动农村地区、经济薄弱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公共阅读空间、流动图书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阅读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将为全民阅读的形成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物质保障。其次是要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积极倡导家庭、学校、社区、图书馆、书店等主体形成合力，有针对性地开展培养道德的阅读活动。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阅读活动有助于将全民纳入到活动环节之中来，最大化保证人人享受优质的阅读资源。

三是加强阅读体验与交流的平台与渠道建设，延展阅读的德育空间。获取高质量的读物资源固然是阅读促进德育的基石，但更为核心的是促进阅读行为向德育成效的实质性转化。对此，通过强化平台与渠道建设，鼓励个体对阅读体验进行深入交流与心得分享，并在互动中深化道德认知变得十分关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应当加强线下阅读活动的组织与策划。比如，可以通过大众共读会、作者见面会、线下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为读者提供交流与分享的平台，引导参与者围绕德育主题展开讨论，促进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另一方面，应当积极探索数字阅读方案，延伸个体阅读交流与分享的渠道。新兴传播媒介的出现丰富了阅读体验的多样性与趣味性，也创新了阅读体验与交流的方式，针对目前日渐突出的碎片化阅读趋势，线上交流平台的建设无疑更能吸引且便于个体的阅读参与。

四是重视阅读疗法的作用，探索阅读疗法的本土实践方案。根据研究结果，阅读行为在缓解个体抑郁情绪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并可进而提高居民的道德敏感性水平。在本土语境下，已有学者通过对患儿和监狱服刑人员的研究验证了阅读疗法在缓解抑郁、焦虑情绪中的作用。因此，在推广全民阅读的同时，我们也要根据本土情况，进一步挖掘阅读疗法在青少年矫正、道德越轨问题治理等方面的可能性。就具体的操作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研发具有疗愈功能的读本营造积极向上的阅读氛围，对阅读的“人文情怀”进行深度实践，并在此过程中激发阅读对于提升个体认知能力、强化情绪感知能力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阅读的社会化潜能，积极策划并引导青少年参与多元化、多层次的阅读活动。鼓励青少年通过阅读交流与分享认识到社会对其的期望与共识，深化其对社会责任感的认识与内化，进而实现道德教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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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自《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4年第11期，参考文献略。

编辑/邢修远

校对/郑秀花

审核/屠淑敏

签发/胡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