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图书馆工作点滴

作者：陈源蒸（中宣部原出版局研究员）

从“站出纳台”开始

我到北大图书馆是从“站出纳台”开始的，一站就是6年（1960-1966），直接为成千上万的师生员工服务。这一段经历对我的人生目标和业务成长都关系极大。记得当时曾有一位同志问我，你这样的为别人办理借借还还图书的手续，真的感到很好吗？我那时体会还不深，只是说：在我为读者找到他所需要的书，看到读者满意的心情，自己确实是很高兴的。

我在图书馆学系毕业分配之前，就已留系任助教。但我感到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有长期的业务实践，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所以向时任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蓝芸夫同志提出到图书馆工作，得到他的支持，并把我安排到为读者服务的第一线。我怀着满腔热情走向设在文史楼三层的第二阅览室，开始了我的图书馆员生涯。那时第二阅览室的借书方法很简单。同学不用查目录、写索书条，只要说一个书名，工作人员就到书库取书，书库与出纳台之间的距离又近。借书较方便。中文、历史和外语几个系的同学都愿意到第二阅览室借书，工作比较紧张，一天要办理一二百人的借还手续，有时半天都不能坐下来歇一歇，喝口水。开馆时间也较长。除国家法定的6个节假日，包括星期天每天三段时间开馆。我和两位老先生晚上和星期天轮流值班，既没有报酬，也不补休，大家都很高兴。也有关心我的同志问，这样整天的简单劳动，业务上能有长进吗？可我有自己的想法，记得在日记上我曾写过：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是从观察商品流通的每一环节，总结其发展规律。研究图书馆学，也要从图书流通的每一环节上，了解读者与图书和图书馆的关系，才能认识其规律。

我在第二阅览室工作三年，和中文、历史、外语几个系的师生相处很好，我把他们的每一需要都当作阅览室的任务。如阅览座位少，我就想办法在每间屋子里多加一排桌子，增加了一百多个座位，同学们很高兴。为了保证同学能及时读到参考书，想尽一切办法在寒暑假放假前找到下学期授课的老师，拿到指定参考书单。后来学校校务委员会还为此做出专门决定，要求教师在接受开课任务后必须向图书馆提交参考书单。我们的工作得到同学们的尊重，至今我在一些场合，见到当时北大的一些同学，我是不记得他们了，他们却记得我是“二馆”的老师。能让大学生上学期间对图书馆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也是很惬意的事情。

最大的满足是读书

我到图书馆工作最大的满足是看书方便。那时工资很低，只能挤一点点钱买专业书，知识性的阅读是靠图书馆。在北大图书馆24年，可算是读书破万卷了。工作虽然很紧张，但读书的机会总是有的。我经常值夜班，可真是读书的最佳时间，一夜能读好几本。主要是文史资料、人物传记和一些内部书刊（这是在图书馆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就是承担一些任务，也是集中读书的条件，什么举办专题展览，编制专题目录，查找专题资料等等。还有在寒暑假中大量读书，主要是把学生的教学参考书读一遍，好为学生服务（1960-1962年我做文科教学参考书服务工作）。加之北大有培养青年职工的计划，每学期每个职工可听一门课，读书就较专业一点。我读书的重点在历史专业方面，主要是中国史，不过还是读得很少，二十四史只是“前四史”《新唐书》《明史》等稍多点。那时柴德赓先生在北大讲二十四史，听了真佩服。北大历史系举办的讲座，我都想法子去听，受益匪浅。《资治通鉴》倒也读了，那时我生病休息在家，正值“九一三”后，老人家号召读《通鉴》，王重民老师送我一套线装本，让我在家认真读书，好好养病，师恩难忘呀。

1976年起，我开始做图书馆自动化的事，开始读计算机方面的书。那时有关图书馆自动化的书很少，从关懿娴老师那里借了一本Hayes的Handbook of data processing for libraries第一版，后来李修宇又帮我买到一本第二版。我的英语很差，拿着字典死啃。前面看了后面忘，就一句一句记下来，一年多时间，记下40多万字。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不少图书馆自动化英语词汇和对图书馆自动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再就是为自动化系统分析打下了基础，为以后看专业英语资料创造了条件。但比起现在的年轻同志是大大不如的，到现在读起来也不是很流利。

为他人作嫁衣

早在学生期间，我对图书馆的咨询服务就很有兴趣。曾和同班潘维友、王正义三人组成一个义务咨询服务小组，在北大图书馆值班服务。那时学生问的多是怎么查目录的事。

其实图书馆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所谓知识服务，我的理解也就比日常借还图书的服务更深入一点，根据读者的需求，多做一些事。主要是目录查找和工具书的使用，另外图书馆人就是知道各种信息，而有些信息对需要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图书馆人的职业特点是，这种知识服务是无私的，也是无偿的，因而也是崇高的。

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后，为教师和学校领导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也是工作的内容。记得在1963年，周培源同志在欧洲出席一次国际和平会议，提到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当时我国虽与日本处于敌对状态，但重庆《新华日报》就此发表评论，一方面庆祝胜利，同时表示不赞成使用这种杀伤广大平民的武器。但他行前未及查找这一资料，打电报回来，要图书馆帮他找一下。我奉命到北京图书馆找到，送校办用电报发给他，对他在这次会议上顺利完成国家任务起了一定作用。他回国后特意到图书馆表示谢意，蓝芸夫同志领他到出纳台见我，他对我很是勉励，并由此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我和王选同志的交往，也就是在互相谈论计算机信息时，我告诉他“748”项目启动的事，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马上四处联系，终成大业。对我来说，也就是一次信息服务。

另一件印象较深的事，1980年北大图书馆自动化小组成立之初，当时DAILOG系统参加了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会，开始在中国推广用户，我们请他们到北大做了一次介绍。正巧化学系的一些教员完成一个科研项目，在申报科学奖励时，评奖单位要求他们举证说明所发现的化学元素是前人没有发现的。于是他们查找历年出版的化学文摘刊物，十几个人查了好多天，弄得头晕眼花，又难以做出证明。他们听说了DAILOG的事，就要我们帮助查一查。我们向香港DAILOG服务点发去申请，一周后就接到结果，查了全部化学文摘数据库，证明他们的成果是新发现。他们高兴得不得了，获奖后再三向我们表示谢意，并报告了学校，对于学校拨专款给图书馆做计算机检索服务有一定影响。

从这些服务活动中，我确实感到一种职业上的自豪。我在《宏观图书馆学》中所写“为他人作嫁衣的职业特征”一节，是我亲身为读者服务的感受。至今我仍乐于为人们提供各种信息咨询服务。

在实践中学习

在北大图书馆的24年，不仅读了很多书，认识了许多人，还由于亲身做了许多具体操作事务，对图书馆工作的方方面面有了直观的了解。在阅览室时，对于什么书买多了，什么书买少了，什么书分类错位，什么书编目有误，哪些书因进书渠道不一而同书异号，哪些书因书刊界限不清影响其目录完整，哪些书因目录提示不详成为死书，哪些书已经丢失因未注销仍长期拒借等等，有一些直接的印象。

1972年，我因身体不好，从阅览部转到采编部工作。我既分类，也著录，什么盖章、打书号、贴书标、印卡片的事我都做过。从事这些工作的同志都有提高效率的绝招，我向他们学到很多技巧。在熟悉各个环节的基础上，结合在阅览部工作的体会，探讨规范化操作和组织合理加工流程，继承了北大图书馆技术革新的传统。北大图书馆郭松年同志（曾任副馆长）是技术革新能手。他设计的“六合一”工作法（一张蜡纸，同时印读者目录卡片、馆藏目录卡片、系图书室/阅览室目录卡片、借书卡、登录账和新书通报），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他因此出席了1959年的全国文教群英会）。即使今天来看，他的技术革新思想，也符合计算机一个记录、多种应用的原理。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对图书馆的工作方法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继续做了一些技术革新的事，主要是使一些业务操作表格化、规范化，图书加工流程更加合理化。这些是我编写《图书馆系统分析》一书的知识积累和基本条件，也可以说是我参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设计的业务准备。至今，在图书馆实现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的进程中，我的学习，我的探索，我的思考，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与学习，仍是我用之不尽的知识源泉。

搬家

我在北大图书馆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是“搬家”，几乎每年暑期都要折腾一番。当时图书馆馆舍严重不足，而学生人数增加，藏书增加，不折腾就没法对付。“文革”前，图书馆和教师不同，暑假只轮休一周，其余时间就折腾。搬书还好说，但北大图书馆的阅览桌可真沉，有几百斤重，好几个人往楼上拾，都很费劲。我们一伙刚进馆的大学生，正年轻力壮，每次都是主要劳动力。

那时劳动可没有任何补贴，钱鸿钧是工会主席，总是他带领大伙儿干。他人很好，大伙每每要他买些冰棍、西瓜，犒劳大家。休息时也有人唱几段京戏，调节调节情绪。

一般也就是十天左右的劳动，我经历的有两次比较大规模的搬家，都是搬了至少一两个月。一次是老北大图书馆在1952年搬迁后尚留在沙滩旧图书馆的书，1962年中宣部要求北大全部搬出。学校组织了好几个系的学生参加劳动，图书馆负责组织指挥。馆内的劳动力安排在两头：从书架上按计划发书；在接收点，按规定排列。大部队从城内搬回来就结束了，我们还要清理上架，折腾了好几个月。

一次是1974年的新馆建成后，从原先各分散的阅览室往新馆搬书。学校动员全校师生员工人人参加。这次我是负责带领图书馆学系的工农兵学员，搬善本。虽是善本，也是用框抬，只是包扎得好一些。三人一组，两人抬，一人看着，防止丢失。搬了一个多月，只是把书运到书架旁边，没有参加后面的整理工作。

搬家，是一种重体力劳动，但却是图书馆经常性的工作。

给魏建功先生写信

1962年寒假期间，图书馆进行了一次过期未还图书的清理，发现相当一些老教授借书既多又不能按期归还。可谁也不敢找他们催还，其中又有一些书是别的读者也要借的，常遭拒绝。怎么办？我也是年轻气盛，在1963年开学后，给主持图书馆工作的魏建功副校长写信，对老先生们的事提出了批评意见。

魏老在百忙中处理了这件事，并给我复信。蓝芸夫同志对我说，你怎么这样冒失，这是个政策性很敏感的事。好在魏老没计较，以后有意见先在馆内讨论。我听了很汗颜，给领导找了麻烦，也反映了我认识上的一些片面观点。但魏老的复信，毛笔行草，简直是一件书法作品。我一直珍藏着，在“文革”中都未丢失。现在有时整理旧物，看到此信仍感非常亲切，这是老人对年轻人的无比关怀。尤其对图书馆制度的分析，很有见地。

源蒸同志：

上星期接到你的信，因为它事冗冗而没有复，请原谅。

关于图书馆工作如何改革实际是个新社会文化事业的创举。我们学校里一切在高教工作六十条精神指导之下，将更有进一步的改变。你提出的问题，我想必须全体同志取得一致认识，才会圆满解决，诚如来信所云“简单化的方法是办不好”。谢谢你的提示，我将来信转请几位馆长共同研究，并且也想将这些问题多请图书委员们议论议论。形成空气，是要紧的。

究竟制度上有无缺点，足以导致一些不可避免的现象，也应该仔细分析。我希望不要过多归结到青老年等等划分上去。对于肯利用图书的人也还要加以支持提倡。我们现在究竟是借书的人多呢还是少呢，这是一个具体实质的问题。

现在先草草奉答。你对工作认真研究的精神表明你对事业的热爱，这是我要特别致敬的。

魏建功

六三年三月十七日

（注：本文摘编自陈源蒸的长文《我的图书馆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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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路月

初审：白玉静

复审：白玫

终审：何光宇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图书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