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探掘——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1

理性探掘
　　——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
　　吉普一过边防公路，就可以隐约看见东南远处的黑石山。杨克驾着车在草原土路缓缓行驶。
　　陈阵叹道：草原狼的存在是草原存在的生态指标，狼没了，草原也就没了魂。现在的草原生活已经变质，我真怀念从前碧绿的原始大草原。作为现代人，在中原汉地最忌怀旧，一怀旧就怀到农耕、封建、专制和“大锅饭”那里去了。可是对草原，怀旧却是所有现代人的最现代的情感。
　　杨克用一只手揉着太阳穴说：我也怀旧，一到草原，我满脑子里涌出来的都是原始游牧的场景。二三十年前的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杨克又说：从草原回城后，咱俩各忙各的，你苦干了那么多年，这次也该把你研究的东西好好跟我讲讲了吧。
　　陈阵说：这些年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和立场，可以重新认识华夏的农耕文化和华夏民族的国民性，可以重新认识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这样也就可以基本弄清“中国病”的病根。“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的范畴。
　　杨克说：咱们那段经历，还有草原游牧精神，真值得好好挖掘。
　　陈阵马上进入主题，他加重了语气说道：中国病的病根就在于农耕和农耕性格。过去知识界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病的病根是在这里，但是就是批判得不深不透，还遭遇强烈的抵抗和反批判。我认为，这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思想斗争，之所以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还没有结束，不仅是因为中国农耕性格的势力太深厚，还因为批判阵营没有找到有力的批判武器。对于中国农耕意识的深厚传统的批判，零敲碎打不行，必须进行历史的、系统的分析、批判和清算，最关键的是必须使用比农耕历史更悠久、更有生命力、更有战斗力的游牧精神武器。
　　我所说的游牧精神，是一种大游牧精神，不仅包括草原游牧精神，包括海洋“游牧”精神，而且还包括太空“游牧”精神。这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上从古至今不停奋进，并仍在现代世界高歌猛进的开拓进取精神。在历史上，这种大游牧精神不仅摧毁了野蛮的罗马奴隶制度和中世纪黑暗专制的封建制度，开拓了巨大的海外市场和“牧场”，而且在当前还正在向宇宙奋勇进取，去开拓更巨大更富饶的“太空牧场”，为人类争取更辽阔的生存空间，而这种游牧精神是以强悍的游牧性格、特别是狼性格为基础的。草原的“飞狼”最终还是要飞向腾格里、飞向太空的啊。
　　杨克赞道：开篇不错。一下子就点到我最感兴趣的兴奋点上。
　　陈阵从挎包里掏出文件夹，里面是电脑打印稿。他清了清嗓子说：我的讲座比较长，我没有带书稿，只带了一份提纲和一些卡片。这回和你一起来草原，我也想跟你讲讲，再听听你的意见。今天我只能简要地讲，还希望你参与和补充。
　　杨克说：那没问题。
　　陈阵平稳地说：我觉得，华夏农耕文明的致命缺陷就在于，这种文明内部没有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
　　杨克点头道：可是游牧文明恰恰相反，游牧生活内部的生存竞争太残酷，也太普遍。农耕社会哪有草原这样不间断的激烈生存竞争。严师出高徒，严酷的竞争出强悍的狼群、战马和民族。两种生存环境一对比，两个民族的性格差异就对比出来了。真有狼羊之别啊。难怪草原民族一直把自己比作狼，把农耕民族比作羊。那几年兰木扎布就不叫我杨克，他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奥”，管我叫“羊羔”。可我就是摔不过他，干没辙。那年集体劳动，人特多。休息的时候，兰木扎布真跟狼摔羊羔似的，一口气把我摔了六七个跟头，那些漂亮的蒙古丫头看得都冲他笑。兰木扎布还指着萨仁其其格说，额仑最漂亮的小母狼哪能嫁给羊羔呢，她要是忍不住把你给吃了，咋办？一圈人都笑了，连我也笑了，笑得苦胆汁都倒流到嘴里面。这次喝酒他又提起这件事。
　　陈阵苦笑道：那时候咱们还真是不行，到草原已经摔打了几年都摘不掉“羊”的帽子，那么亿万汉民族呢？刚到草原的时候，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牧民总是说蒙古人是狼，汉人是羊。这对我当时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冲击不小，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冲击，才促使我下狠心去研究狼和羊，研究两个民族的精神和性格的……
　　吉普路过当年毕利格老人指挥打围的猎场。杨克感慨道：那次打围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咱俩总算亲眼见到过草原骑兵的骁勇善战。那还是一场普通的打围呢。咱们中学时下乡劳动也参加过农民的打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陈阵问道：你考虑过没有，为什么周秦汉唐时期华夏中原民族也曾把犬戎、山戎、匈奴和突厥打得落花流水？到汉唐时期打了几百年的恶仗，还灭掉或驱逐了强大的北匈奴和西突厥。那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期。在文化上也是高峰林立，群星灿烂，为什么那段时期的华夏民族就那么厉害？具有气吞山河的阳刚雄健进取的民族性格？
　　杨克不假思索地说：我想那时候华夏族正处在上升阶段。上升阶段总是冲劲十足。
　　陈阵说：我认为，因为那个时期华夏民族的血管里“狼血”成份很浓，“羊血”倒不太多。人类脱胎于野兽，远古时期人类的兽性狼性极强，这是人类在几十万年残酷竞争中赖以生存下来的基本条件。没有这种凶猛的性格，人类早就被凶残的自然环境和兽群淘汰了。但是兽性狼性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危害也极大，如果一个国家里的人群全像狼群一样，这个国家的人群就会在互相厮杀中同归于尽、彻底毁灭。人类的文明就是在不断抑制和驾驭人类自身的兽性和狼性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是古今中外的圣贤、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思考的根本问题之一。但是，如果完全或大部消灭了人性中的兽性和狼性，甚至用温和的羊性和家畜性来替代它，那么，人类就又会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被残酷的竞争所淘汰，人类的文明也无从谈起。
　　因此，没有人类的半野蛮，就没有人类持续灿烂，不断跃进的文明。西方民族走的就是一条保留人性半野蛮的文明发展道路，而华夏民族力图走一条人性“无野蛮”的农耕式文明发展道路。形象地说，西方走的是一条“文明狼”的道路，而华夏走的是一条“文明羊”的道路。人家顺利地从“古代野蛮狼”走到“古代文明狼”，再一直走到“现代文明狼”，现在正朝着未来真正大写的“文明人”演进。而咱们落下了不知道多少个阶段，而且还是南辕北撤。
　　华夏先圣，怀着善良朴素的愿望，受到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力图实现克己复礼，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为只要铲除人性中的狼性就能逐步实现这一理想。因此，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淳淳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然而，普天之下牛羊的性格最“温柔敦厚”，儒家教义具有鲜明崇羊灭狼的农耕性质。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羊性几乎成了华夏的国民性。这条道路走得太极端，后来敦厚的羊群一旦遇上了凶悍的草原狼群，其结果，二十四史早已记录得血流成河。再后来，世界变小，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杨克的谈兴也浓了起来，问道：我真不明白，古代中国怎么就走到这么一条绝路上去了呢？在周秦汉唐时期华夏族不是走得好好的吗？
　　陈阵开始侃侃而谈：民族最初的道路主要是由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华夏族生活在世界上最适合农业发展的、最大的“两河流域”，也就是长江黄河流域。这个流域要比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伦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大得多。因此，华夏族就不得不受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农耕生活摆布，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民族性格也不得不被农耕性质的民族存在所改造，所决定。
　　而西方民族，人口少，靠海近，牧地多，农业不占绝对优势。狩猎业、牧业、农业、商业、贸易、航海业齐头并进；草原狼、森林狼、高山狼、陆狼、海狼一直自由生活。西方民族强悍的游牧遗风和性格顽强存留下来，而且在千年的商战、海战和贸易战中得到不断加强，后来又进入到现代工业残酷的生存竞争之中，狼性越发骠悍，所以西方民族强悍进取的性格从来没有削弱过。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又决定民族命运。这种性格是西方后来居上并冲到世界最前列的主观原因。
　　世界上从古到今大致有狩猎、游牧、农耕、商业、航海、工业这六种行业和六种民族。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以外，其他五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这五种行业都是竞争激烈，风险巨大，环境险恶，你死我活的行业。如果这五种民族没有像狼一样凶悍顽强进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因此，这六大行业中产生出来的六种民族，除了农耕民族以外，狩猎民族、游牧民族、经商民族、航海民族和工业民族这五个民族，都是世界上强悍进取的民族。
　　而且这五种行业和民族有着继承关系，从狩猎游牧发展到经商航海，从经商航海又发展到近现代工业。这五种强悍行业是为强悍民族准备的，也只有强民族才敢干强行业。从低级强行业一直干到高级强行业，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航线。西方世界基本上就是由狩猎游牧，发展到经商航海，再发展到现代工业时代的。
　　古代农耕民族的历史是一个闭门造车，自给自足的历史支流，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游牧民族及其后代冲进他们的流域，抢走了他们的创造发明，并把他们灭了国，灭了族，或当作附庸，便继续在惊涛骇浪中扬帆远航，去创造发明更先进的文明了。华夏民族一起步就踏上农田，走进农耕民族发展的历史支流，越走越弱，当然在民族性格上就要大大吃亏。
　　华夏先民的性格绝对不比西方民族弱，同样勇敢智慧，强悍进取，狼心勃勃。可是一落到华夏这片世界最大的温良敦厚肥沃的农田里，再凶悍的狼性也悍不起来了。古代中国广阔深厚的农田，是软化驯化草原狼和狼性的温柔之乡。
　　吉普进入边防公路以南的草场，草已矮得贴了地皮，像一大片光秃秃的练车场。杨克将车开出土路径直向黑石山驶去。
　　陈阵略略翻了翻打印稿，继续说：黄河流域并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惟一发祥地，西北草原，尤其是内蒙草原，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据《内蒙古历史地理》一书介绍，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内蒙古就有人类活动。著名的“大窑文化”的历史久远性令世人吃惊。大窑遗址在内蒙呼和浩特市东北郊保合少乡大窑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遗址有一个远古人类的石器制造厂，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一直到晚期，前后长达几十万年。遗迹最早的年代距今约70万年，比北京猿人的遗迹还早10—50万年。到新石器时代，内蒙的古人类活动的范围更广。距今为止，在内蒙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100多处，而从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形状和彩陶风格，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有区别。
　　还有，在西北陕西发现的蓝田人距今约80—60万年，也比北京猿人的历史久远。即便是北京猿人，也不属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人，而是远古北方人。在远古时期，北方和西北的高原和草原水草丰茂，气候湿润，适于人类生活。草原的远古人类过着狩猎、游牧和采集的生活，而大禹治水以前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还是定期和不定期的“黄泛区”，许多地方都不适合人类居住。中原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并由黄河输送泥沙而堆积形成的平原，因此，西北高原和草原是中原之父，黄河是中原之母。西北草原的人类史自然也就比中原的人类史更久远，中原的原始先民来自于西北高原和草原。
　　中国草原先民必定以他们强悍进取的游牧精神和性格，以及流动扩张的特性，慢慢进入和开发中原，并持续深刻地影响了中原部族和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就是出身于西北游牧族，据传说，炎黄二帝都出自于远古少典部族。范文澜综合了史书记载的传说后认为：“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慢慢开始农耕。古羌族属于典型的游牧民族，是华夏汉人的祖族之一。西羌族性格刚烈勇猛，这就不是传说了，而是事实。《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这几句评语真是太精彩了，简直就是在说狼，也是对草原狼和游牧民族性格的高度概括。因为只有草原狼和游牧民族才宁肯战死，不愿病终。这段记载和评语极为准确生动地抓住了西羌族和中国游牧民族的共同本质性格特征——狼性性格；也敏锐地指出了西北游牧民族的性格的来源——“同之禽兽”，也就是同之于猛禽猛兽、同之于草原雄鹰和草原狼；而且又指出了中华民族的金行之骨气志气的产地——西方和西北方的游牧区。我真为汉人的先祖有这样“坚刚勇猛”的性格而感到自豪和振奋。
　　羌族是中国的一个了不起的古老民族和华夏民族的主要祖族之一，她不仅孕育了包括“犬戎”、“白狗”、“白狼”等大部分西戎族，还孕育了汉族、党项、土蕃、藏族等民族，而且古羌族流入蒙古草原的分支部族还参与了蒙古草原民族的形成。据有的专家研究，单音节有声调的汉藏语系就发源于单音节的古羌语。直到现在，许多汉字还带有华夏祖先羌人的游牧血统的胎记，例如，现在用得最滥的“美”字就是这样，美字由“羊”字和“大”字组合而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美……从羊，从大羊。”徐铉注释道：“羊大则美，故从大。”可见华夏先祖的审美观是游牧人的审美观。咱们俩都当过羊倌，能够体会这种美感。羊肉是牧人的主食，把一群羊羔养成一群大羊，那心里是多美啊。“羊大”也是草原狼的审美观，当一条大狼猎到了一只大羊的时候，那它就美得乱哼哼了。如果汉人的先祖是农民，那美字就不是“大羊”而可能是“大米”了。远古选美选大羊，现代选美选美人，但是美字本身依然是“大羊”。
　　羌族的伟大在于她的刚强性格和超人的智慧，与古羌族同时存在的古匈奴等游牧民族早已消亡，而她却一直顽强生存延续至今，她的儿孙子族的数量已达到令世界震惊的十几亿之巨……
　　咱们还是回到炎黄时期，在炎帝进入中原之后，传说中的南方“兽身人言”的九黎族蚩尤也北上中原，与炎帝族发生激烈冲突，开始务农的炎帝族被凶悍的蚩尤九黎族不断进逼，“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到涿鹿”。炎帝便联合更加强悍的黄帝族共同作战，在涿鹿大败九黎族，并把九黎驱出中原。黄帝族后来又打败炎帝族，并把炎帝族挤到长江流域，才正式进入中原定居。再往后黄帝族又与炎帝族联合，共同抗击南方蛮族。
　　我认为黄帝族之所以能够战胜蚩尤九黎族是有其民族性格根源的。这是因为当时黄帝族仍是游牧族。《史记·三皇本纪》的注释说：“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娲氏之女……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黄帝之母又是神农母。”因此，黄帝族与炎帝族同属一族。既然炎帝族起源于西戎羌族，那么黄帝族也起源于西羌和西北高原。史书记载，传说中的黄帝族发源于西北游牧区，活动范围在西北，主要功迹和事迹也发生在西北。庄子说：“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山海经》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史记·五帝本纪》又说：黄帝族“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而且，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史记》的注释解释道：“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而黄色之土，乃游牧之地西北黄土高原也。范文澜认为：“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据传说，黄帝曾居住在涿鹿地方的山湾里，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
　　在传说中，黄帝与炎帝打败蚩尤九黎，发生在涿鹿；黄帝与炎帝三次大战发生在阪泉，而阪泉在河北怀来，古称怀戎，是游牧区，就在涿鹿东边几十里的地方。涿鹿在华北的西北部，是内蒙草原的延伸地，在上古时期是典型的游牧区。上古时期涿鹿、怀来、妫河和燕山地区是游牧民族的地盘。后来，黄帝又定都于涿鹿。最后，黄帝叶落归根，“黄帝崩，葬桥山”，而桥山更是地处西北，人所皆知。炎黄二帝起源于西北游牧族和游牧区，因此必定崇拜天，也就是崇拜草原和游牧民族的“腾格里”。《史记》说，轩辕黄帝擒杀蚩尤以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陈阵从文件夹中抽出一张卡片说：中国西北的游牧族世代崇拜腾格里，这是经过考证的。你听听《草原帝国》的作者、法国研究亚洲史的泰斗勒尼·格鲁塞是怎么说的。他说，“匈奴人于公元第三世纪后半期时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和强有力的民族。他们的首领被称作单于，这称号的全文译音为撑梨孤涂单于，汉文内译作‘天子’，我们辨别出撑梨为突厥——蒙古语字根，它显明的是突厥字与蒙古字‘腾格里’（天）的译音。”你看，从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全都崇拜腾格里。而匈奴是极为古老的民族，古称荤粥，在夏朝称为“淳维”，在殷商时期称为“鬼方”，到汉朝才称为匈奴。《史记》的注释说：荤粥乃“匈奴别名也”。在黄帝时期，黄帝就曾与荤粥打过交道，《史记·五帝本记》说：“黄帝……北逐荤粥”。由此推断，在黄帝时期的西北游牧族就崇拜腾格里，要不当时的各部族就不会把黄帝尊为天子了。腾格里崇拜和天子这一称号都来自上古时期的西北游牧族。
　　由于黄帝族是游牧族，因此也必定具有狼一样的猛兽性格，《五帝本纪》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传说中，黄帝的军队就是这样一支凶猛可怕的猛兽之师，带有鲜明的游牧军队特性。要注意的是，在上述六种猛兽中却没有狼，这是因为在猛兽中狼是不可被驯教的，连半人半神的黄帝也不能驾驭狼，而且崇拜草原狼的游牧族是绝对不会去驾驭狼的。
　　所以，我们汉人实际上都是西北游牧民族的后代。后来汉族鄙视游牧民族，那真是忘本忘祖。汉族出身于游牧民族，那它的血管里肯定还有狼性血液的遗存。这可是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资源，应该像保存火种那样把它好好保存并发扬光大。
　　杨克眼睛闪亮，说：怪不得草原民族代代崇拜腾格里，华夏农耕民族也世代崇拜“天”，崇拜老天爷。原来华夏族的“天崇拜”，是炎黄二帝从草原老家和游牧祖先那儿带到华夏来的。
　　陈阵微笑道：没错。所以中华大地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本是同根生，是腾格里之父，和草原大地之母生出来的一对兄弟，草原民族是兄，华夏民族是弟。这两个东亚古老的民族同时崇拜天、崇拜腾格里。这种共同的最高崇拜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现在看来，炎黄以后的中华历史表明，这对有共同最高崇拜的同根兄弟民族，不管怎样打得血流成河，但却是在共同创造中华的文明和历史。一旦华夏民族在农耕环境中软弱下去，严厉又慈爱的腾格里天父，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性化的农耕民族输血，一次一次地灌输强悍进取的狼性血液，让华夏族一次一次地重新振奋起来。后来在软弱的弟弟实在扶不起来的时候，强悍的哥哥就会入主中原，入主半个中国，甚至入主整个中华，代替弟弟掌管社稷，维持华夏文明，一直坚持到与西方文明相遇。兄弟两族就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创造了世界惟一的奇迹——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惟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一直延续至今。而且，还深深地蕴涵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潜力。
　　中华文明道路是世界上最大的强悍草原，和世界上最大的软弱农田上产生出来的奇特之路。
　　还需要注意的是，炎黄大战，最后以黄帝胜出，这是因为虽然炎帝黄帝都起源于游牧族，但是炎帝族比黄帝早几百年进入中原农耕区，炎帝又称作“神农氏”，是上古时期华夏各族中最早开始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部族，因此炎帝就比黄帝更早地受到农耕对民族性格上的软化影响。游牧精神不断战胜、并最终战胜农耕精神这一世界性的客观规律，也在中华历史中发生作用。炎黄大战成为中华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一条主线的起点，这条主线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游牧精神和农耕精神之间的斗争、融合和发展的历史。这条主线的历史比阶级斗争的历史更久远、更漫长，在阶级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这条主线的历史对中华文明影响也更深远，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杨克兴致勃勃地说：更有意思了。看来不到草原祖地，不拜会草原民族、草原狼和狼图腾，咱们就不会站在全新立场来弄清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以及这种文明的底蕴。到草原跟狼打过交道以后，我脑子里的大汉族主义也确实清除得差不多了。
　　陈阵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中华历史和华夏民族五千年的性格形成和演变相当复杂，但确有规律可寻，现在总算理出点头绪来了。
　　杨克说：接着讲，只要你不累，我就可以奉陪到底。
　　陈阵说：我也正憋着要跟你讲呢，讲一讲才能理得更清楚。有你听，我就更来劲……等会儿再讲吧，快要到小狼的故居了，我要向我的小狼导师汇报研究成果呢，它是我真正的指导老师，还有一位就是毕利格阿爸，而草原狼群和草原人，也都是我的尊师呵。
　　山脚下原来的茂密的苇林早已消失。吉普穿过低矮稀疏、青黄错杂的旱苇地，爬上黑石山下的缓坡。
　　杨克问：你还记得小狼的狼洞吗？
　　陈阵口气肯定地说：学生怎么会忘记老师的家门呢？我会在离老洞最近的坡底下停下来的，上面一段路还得步行，必须步行！
　　吉普慢慢前行，距小狼的出生地越来越近，陈阵的心骤然紧张起来，他感到自己似乎像一个老战犯正在去一座陵墓谢罪，那个陵墓里埋葬的就是被他断送性命的七条蒙古草原狼：五条小狼崽还没有睁眼和断奶，一条才刚刚学会跑步，还有一条小狼竟被他用老虎钳剪断了狼牙，用铁链剥夺了短短一生的自由，还亲手将它砸死。天性自由，又越来越尊崇自由的陈阵，却干出了一件最专制独裁的恶事，他简直无法面对自己年轻时期那些血淋淋的罪行。他有时甚至憎恨自己的研究成果，正是他的好奇心和研究癖，才断送了那七条小狼的快乐与自由，他的书稿是蘸着七条可爱的小狼的鲜血写出来的，那可是具有白狼王高贵血统的一群蒙古草原狼啊……20多年来，他的内心深处常常受着这笔血债的深深谴责和折磨。他也越来越能理解那些杀过狼的草原人，为什么在生命结束后都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身体交还给狼群。那不仅仅是为了灵魂升天，也不仅仅为了是“吃肉还肉”，可能其中还含着偿债的沉重愧疚，还有对草原狼深切的爱……可是如今的草原再也没有天葬场了。
　　20多年来，可敬可佩，可爱可怜的小狼，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里和思绪里，然而，小狼却从来不曾咬过他，报复过他，甚至连要咬他的念头都没有。小狼总是笑呵呵地跑到他的跟前，抱他的小腿，蹭他的膝盖，而且还经常舔他的手，舔他的下巴。有一次，陈阵在梦里，他躺在草地上，突然惊醒，小狼就卧在他的头旁，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咽喉，可是小狼看到他醒来，却就地打滚，把自己的肚皮朝天亮出来，让他给它挠痒痒……在20多年的无数梦境中，小狼始终以德报怨，始终像他的一个可爱的孩子那样跑来与他亲热……使他感到不解的是，小狼不仅不恨他，不向他皱鼻龇牙，咆哮威胁，而且还对他频频表示狼的友情爱意，狼眼里的爱，在人群里永远见不到，小狼的爱意是那么古老荒凉，温柔天真……
　　杨克见到这面碎石乱草荒坡，好像也记起二十七八年前那场残忍的灭门恶行。他眼里露出深深的内疚和自责。
　　吉普在山坡上停下，陈阵指了指前面不远的一片平地说：那就是小狼崽们的临时藏身洞，是我把它们挖出来的，主犯确实是我。我离开额仑的时候它就塌平了，现在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了，咱们就从这儿往老洞走吧。两人下了车，陈阵背上挎包，领着杨克向那个山包慢慢绕过去。
　　走上山坡，原来长满刺草荆棘高草棵子，阴森隐蔽的乱岗，此时已成一片秃坡，坡下也没有茂密的苇子青纱帐作掩护了。又走了几十米，百年老洞赫然袒露在两人的视线里，老洞似乎比以前更大，远看像陕北黄土高坡一个废弃的小窑洞。陈阵屏着呼吸快步走去，走到洞前，发现老洞并没有变大，只是由于老洞失去了高草的遮挡才显得比从前大。连年的干旱使洞形基本保持原样，只是洞口底部落了不少碎石碎土。陈阵走到洞旁，跪下身，定了定神，趴到洞口往里看，洞道已被地滚草，荆棘棵子填了一大半。他从挎包里掏手电往里面照了照，洞道的拐弯处已几乎被土石黄沙乱草堵死。陈阵失落地坐到洞前的平台上，怔怔地望着老洞。
　　杨克也用手电仔细看了看洞道，说：没错！就是这个洞！你就是从这个洞钻进去的。那会儿，我在外面真是吓得两头害怕，又怕你在里面碰见母狼，又怕外面的狼跟我玩命……咱俩当时真是吃了豹子胆了。说实话，你的理论确实是真正深入草原腹地，深入狼洞里得来的……
　　杨克又弯下身冲着老洞呼喊：小狼！小狼！开饭喽！陈阵和我来看你啦！杨克就像在新草场对着小狼自己挖的狼洞，叫小狼出来吃饭一样。然而，小狼再也不会从狼洞里疯了似地蹿出来了……
　　陈阵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土，又蹲下身，一根一根地拔掉平台上的碎草，然后从挎包里拿出七根北京火腿肠，其中有一根特别粗大，这是专门给他曾经养过的小狼准备的。陈阵把祭品恭恭敬敬地放在平台上，从挎包里拿出七束香，插在平台上点燃，又从文件夹里抽出文稿的扉页，点火烧祭。火苗烧着了《狼图腾》和陈阵的名字，陈阵希望小狼和毕利格阿爸的在天之灵能收到他的许诺和深深的忏悔。火苗一直烧到陈阵的手指才熄灭。陈阵又掏出一扁瓶毕利格老人喜欢的北京“二锅头”酒，祭洒在老洞平台上和四周的沙草地上。他知道，额仑草原原二队草场上的每一个老狼洞旁都有老人的脚印。由于他不听老人的话坚持养狼，伤了老人的心，他对老人的愧疚也永远不能弥补了。
　　两人都伸出双臂，手掌朝天，仰望腾格里，随着袅袅上升的青烟，去追寻小狼和毕利格老阿爸的灵魂……
　　陈阵真想大声呼喊，小狼！小狼！阿爸！阿爸！我来看你们了……然而，他不敢喊，他不配喊。他也不敢惊扰他们的灵魂，惟恐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下面如此干黄破败的“草原”。
　　干旱的腾格里欲哭无泪……
　　时间还早，两人走到车旁，搬下食物筐，在吉普的阴影里，就地野餐。陈阵闷头喝酒，心情压抑哀伤，酒气呛出眼泪，眼前的狼山一片模糊。
　　杨克说：你也别太伤心了。你把你的东西写出来，就是对小狼和阿爸的最大安慰和补偿。实际上到后来，小狼跟咱俩特亲，尤其是对你，它都快把你当作干爸了。就是腾格里告诉它真相，小狼也不会记恨你的。在现代，人的感情越来越靠不住。干了十几年律师，我对中国人越来越失望。老爸还没咽气呢，儿女亲属就在老人的病床前，为争夺遗产大吵大闹，吵得老人都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现代都市真正动情的哭泣，只有在人们的宠物爱犬死的时候才能听到……将来，人们只能到动物世界去寻找真、善、美了。
　　陈阵叹道：何止是真、善、美啊。
　　杨克说：继续你的讲座吧。在草原狼的故土沙场开狼图腾讲座，这是对小狼，对所有战死在草原的狼壮士的最好祭奠。小狼在天上一定会歪着脑袋，竖起耳朵安安静静地听你讲的。
　　陈阵猛灌了一口酒，一股狼性血气直冲头顶，他开始继续滔滔不绝的草原实地讲座：
　　一般说来，狼性草原环境具有狼性性格和血液的造血功能；而羊性农田环境具有羊性性格和血液的造血功能。当炎黄二帝率领部族进入中原，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第一，炎黄部族本身带有凶猛强悍的狼性格和狼性血液；第二，中原和西北大地当时还拥有大片牧地，那里猛狼成群。因此，当时的华夏仍然存有狼性血液的强大造血功能；第三，大量农田的开发，使农耕环境的羊性血液的造血功能开始发挥作用；第四，儒家孔学还未出世。后来出现的儒家是集农耕意识大成的大家，它对华夏民族的性格形成将产生巨大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早期的儒家产生于当时华夏半牧半农的土壤中，因此虽然儒家充满三纲五常、保守顺从的农耕意识，但早期的儒家经典中还含有刚毅强悍的游牧遗风和性格，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后来宋明时期的纯农耕儒家有重大差别。
　　因此，在最初阶段，炎黄先民的狼性血液还没有被部分和平安定的农耕生活所稀释；凶猛桀骜的狼性性格和游牧精神，也不可能轻易被部分定居安逸的农耕环境所软化。
　　炎黄部族开始半牧半农。这样，他们既有凶猛的战斗性格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以保家卫国；又有相对安定的劳动生产条件，以生产供应充足的生活资料。因而这个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能量。炎黄先民从此在中原大地崛起，人口快速增长，国土剧烈扩张，从黄河流域一直扩展到长江流域。大禹陵至今还矗立在江南。
　　然而，逐渐扩大的农耕生活，慢慢消蚀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狼性性格，并慢慢破坏已经逐渐缩小的中原牧地的狼性造血功能。到商末时期，西部的周族开始崛起，当时周族已开始农耕，但是，由于周国地处西部，国内居民大多是戎狄游牧民族。周古公曾费大力气改革戎狄旧俗，建立新的封建生产关系。一般说来，游牧民族尚武善战；农耕民族尚文重教化。周国内部存在的农耕与游牧杂居融合的民族现象，就使得周国在民族性格上具有农耕与游牧半羊半狼的杂交优势。还有，周国经常遭到境外戎狄游牧民族的侵略，被迫与之交战，从而也得到了性格和军事上实战锻炼。因此，周民族在性格上就比较全面，狼羊结合，半野蛮半文明，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具有比中原农耕为主的民族更多的狼性血液，具有更强悍进取的狼性格，还具有较高的礼仪文明，敦厚待民爱民的向心力。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联合八个西方戎狄国，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而“戎车”和“虎贲”都标明了周国军队的游牧虎狼的特性。周武王在与商纣王七十万大军决战之前指天“大誓”，号召全军“如虎如罴如豺”勇猛杀敌。而“豺”就是狼。周国凶猛的虎狼之师，以少胜多，取得大胜，灭掉商朝，建立起对中华文明影响极大的西周王朝。
　　周国在与戎狄民族杂居交融的时候受到了游牧民族天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深刻影响，后来周国又将这一影响带进华夏，并继续把天崇拜作为华夏民族的最高崇拜，周朝的最高君王也被称为周天子。
　　周国和周朝的这种半羊半狼的杂交优势，使周国和西周不仅接受了一次游牧民族狼性血液的输血，而且实际上还对整个华夏民族，重新输入一次草原狼性血液。使千年来被农耕羊血稍稍冲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复到原有的浓度比例。这次输血产生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这些对华夏民族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伟大人物。那时候华夏族的圣贤，都具有刚强的游牧精神：性格强悍，胸襟开阔，目光远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产生于这个时代，也是对当时民族性格的准确写照。而这种民族精神中充满了中华游牧精神。
　　农耕所必然产生的不思进取的安逸腐化，是商朝覆灭的内因，自强不息的周王朝取代商朝便顺理成章。在西周的盛期，文武之道张弛有度，文治武功光辉灿烂，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阵背靠车轮，伸开腿，继续说：中华民族以后的道路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的路线发展下去的。农耕必定软化农耕民族的性格，而草原游牧必定强化游牧民族的性格，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必须依靠游牧民族定期或不定期的不断输血。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涉及到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即民族性格问题。
　　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证明，历史绝对不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其内在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可是中华文明兴衰发展的特殊规律直到现在还隐藏在“偶然事件的堆积”里。如果不从“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的研究角度及其方法来研究分析这些“堆积”，那么中国人就永远掌握不了中国特殊的文明兴衰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命运。
　　性格对于个人来说，是其能否成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民族来说，民族性格则更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国家大事。从世界各民族兴亡盛衰的历史看，民族性格属于民族脊梁问题。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性格强悍进取，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机会就大就多；而一个民族的性格软弱，这个民族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增大。从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民族价值标准看，民族性格软弱是一个民族最致命的缺陷。因为，软弱的民族性格是万恶之源，它将导致一系列最可耻、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不思进取，坐井观天、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叛卖投降、俯首称臣；人民被杀戮、被贩卖、被奴役、被歧视；民族被改种、改文、改姓、改身份等等。世界上无数古老农耕民族就因其性格软弱，而被残酷的世界无情淘汰。世界发展到现在，人口激增，生存空间和资源日益短缺，民族性格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必须更加充分重视民族性格问题。为此，就必须从民族性格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演变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