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白:日本侵华时期最想掠夺的资源居然是它!——《盐战》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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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日谍战小说《盐战》终于出版了,我写这部小说的动机和初念,发始于我参加的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位嘉宾谈到了我的家乡——重庆市忠县。他讲到,在抗日战争时期,忠县作为川东地域的盐业基地,为突破日寇的“盐封锁”战略,积极开掘制盐、冒险长途运输,向湖北前线每年供奉八百余吨的食盐,事迹可歌可泣,功绩有目共睹。

这段故事深深震撼了我。开始调查和搜集相关资料。

据史料记载,日本在侵华期间,从中国掠走最多的是四大工业原料:煤、铁、原棉、盐

前三项不必多说,单说盐。首先“人不可一日无盐”。其次,盐在近现代工业体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以盐为主要原料的各种碱对于石油、油脂、化纤、染料、铝器等物资的生产制造是必不可少的,更何况它还能提取出制作火药的芒硝和化学武器所需的氯气等。难怪日寇在侵华期间对它垂涎三尺了。

也许,有人会发出疑问:日本可是临海岛国,海盐资源丰富,应该不会缺盐吧?又何必这么急火火地杀到中国来掠夺?

近代以来的制盐方法,是把海水引到平坦的沙滩上,用充足的阳光来让海水慢慢蒸发,剩下的粗盐再做处理就是很好的食盐了。所以从海水中提炼盐,需要两件东西:阳光和沙滩。

海水中的盐业资源开发需要高蒸发量的气候,也就是夏季炎热的天气及平坦的沿岸、海滩地势。然而日本都没有这些条件。日本四面环海,气候冬暖夏凉,无法达到提炼盐需要的气候条件。而且,日本的沿岸并不是平坦的,很难获取盐业资源。1937年的日本本土的盐产量仅能满足本国四分之一的需求,连本国居民所需都满足不了,工业用盐更需要全部从国外进口。

当时的中国虽然穷,但幅员辽阔,阳光和沙滩资源都不缺,即使是在工艺落后的民国时期,盐产量也居世界前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盐区失陷。1937年全面侵华开始,持续时间已超过千年的长芦盐场失陷。淞沪会战后,松江盐场陷入敌手。1938年后,晋北,河东,山东,两淮,湖北应城,内蒙古,浙江,福建,广东各区盐场纷纷被日本人控制。

日本占领中国沿海后,还在沦陷区沿海大量开辟新盐田,成立了大量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的盐业公司,生产的食盐几乎全部直接输送回日本本土,并且强制在沦陷区推行了食盐配给制度,沦陷区的中国人每人每月实际只有4两盐配给(平均每人每天不到7克,在缺乏肉蛋类副食的情况下这种低盐饮食是很难熬的),甚至有些地区出现完全停售的状况。

俗话讲“吃的盐比吃得米还多”,仅仅在1937-1945之间的八年里,日本实际从中国掠夺走了1100万吨的海盐,甚至超过了从中国掠夺走的粮食。

而且日寇不仅实施了“盐掠夺”,还对中国国统区采取了“盐封锁”战略,企图使中国人无盐可食、无盐可用,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

此时此刻,国民政府便紧急启动了“川盐济楚”战略,尽量依托四川的井盐来破解这一重大危机。川西的自贡,川东的忠县、云阳、巫溪等盐产基地,成为了抗日前线的供盐中心。四川的供盐量占了整个大后方国统区的50%,为打赢这一场“中日盐产争夺战”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盐战》的故事背景,就设在我的家乡——忠县。

据《忠县志》记载,忠县自战国时期以来,一直是川东的供盐中心。当年楚国为何要割取巴国的忠县、云阳等三座城池?就是因为这三座城池是产盐基地。而巴蔓子刎首留城,替民众留下的不仅仅是那座城池,而是巴国赖以复兴的盐业根基。

《华阳国志》记载,忠县设有甘井、涂井两处官办盐场,盐产远销大江南北。在历史的长河中,涂井盐场形成了“谭、任、朱、赵”四大盐商家族,并留下了“谭有钱,任漂亮,朱满仓,赵前程”的乡间谚语。后来我在《盐战》小说中,将“谭姓”改成了“钟姓”。 这四大盐商家族一度左右了忠县的政商两界,掀起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

在中日盐业战争期间,忠县涂井、甘井盐场增灶扩产,除了保障本地民众用盐,还向前线供送食盐近千吨,实在是功不可没。仅涂井一处,盐业生产之繁茂,通过以下数据可见一斑:全乡有熬盐工175人,担水工190人,挑水工350人,背柴、挑炭工1100人,共有盐业工人1800余名。

正是忠县这样的一个个盐业基地,撑起了抗战期间国统区的“半边天空”。

书名:《盐战》

作者:李浩白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品:酷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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